不管是传说时期,还是后来的夏、商、周三代,在研究途径上都需要多学科的交叉,主要是历史学与考古学(还有与考古学密切关联的古文字学)的结合。夏鼐先生曾在《什么是考古学》一文中讲道:“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只是物质的遗存,这包括遗物和遗迹。所以它和利用文献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狭义历史学不同。虽然二者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我个人体会,夏鼐先生不仅讲了考古学作为学科的独立性,也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它和历史学(狭义)相辅相成的关系。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前进,正是靠着这“两轮”、“两翼”。
即使是传说时期,情形也是如此。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古史传说也是古史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去年我有机会去河北省作一次演讲,谈及炎帝、黄帝传说和文明起源研究,曾引述王国维、徐炳昶、尹达等先生的观点。大家熟悉,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他针对当时关于古史的讨论,指出世界各民族的古史总是史实和神话交综在一起,其间固然不免有后人增加的成分,但一定有史实的“素地”,也即历史的背景。他在《古史新证》中,还专门提出文献与地下材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到1936年,出版了两种有关这一问题的书,即徐炳昶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和尹达先生的《中国原始社会》,两者都接续和发展了《古史新证》的观点,主张将古史传说的研究与考古学成果互相结合融会。
撰著《中国古代历史与文明》的各位先生,对于各卷涉及的学术问题都能抒发多年心得,立足最新前沿,视野弘阔,精义纷呈。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我想就在于把历史学和考古学紧密结合起来,努力为先秦史的进展开拓一个新境界。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先秦史学会,向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激,同时也要感谢策划和出版这套系列图书的出版社各位先生给予的大力帮助。
|
商品评论(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