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人 们仍会问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群鬼魅？作 为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页，不能留下空白。而且只有懂得什么是罪恶，才能更 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美好；只有了解昔日的苦难，才能格外珍惜胜利的今天。 这就是在事过几十年后，我们检视这块历史脓疮的原因。 本书于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再版编者重新校读了原书稿 ，修改和补充了若干重要的史实，并增加了一批图片，以使本书有助于读者 更形象地了解过去的那段历史。 |
| 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人们仍会问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群鬼魅？作为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页，不能留下空白。而且只有懂得什么是罪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美好；只有了解昔日的苦难，才能格外珍惜胜利的今天。这就是在事过几十年后，我们检视这块历史脓疮的原因。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近百种资料，其中主要有：一，档案资料。如汪伪国民政府档案、对汉奸审判的档案材料。二，当时的书报。如钱俊瑞等编的《我们的檄书》、汪伪宣传部编的《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新中国报社编的《和运史话》、雷鸣编写的《汪精卫先生传》，以及《时代文选》、《政治月刊》、《申报月报》、《中华日报》、《新闻报》、《大公报》、《大美晚报》、《中美日报》、《中央日报》等报刊。三，专题资料书籍。如上海文史馆等编的《上海地方史料》(一)、上海通志社编的《上海研究资料》、日本外务省编的《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的《土肥原秘录》、益井康一编的《汉奸裁判史》等。四，当事人写的日记、回忆录。如晴气庆胤的《上海恐怖机关——76号》、影佐祯昭的《曾走路我记》、今井武夫的《中国事变的回忆录》、陈公博的《苦笑录》、朱子家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周佛海日记》，以及马啸天、汪曼云、夏仲明、陈春圃、罗君强、唐生明、杨蔚云、王惠农、赵一雪、马世淦、胡英甫、立言、唐公福、余百鲁、顾宝衡、何国涛、沈千里、陈璧君等写的回忆材料。五，中外学者的论著。如蔡德金等的《汪伪国民政府纪事》、章君谷的《杜月笙传》、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等。此外，我们还访问了一些知情者，对有些问题作了调查核实。 虽然我们力图把资料搜集得完全一些，使史实更可靠些，但由于缺乏汪伪特工总部活动的完整档案，因此书中难免有错漏不当之处，恭请读者指正。 此书于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再版我们重新校读了原书稿，修改和补充了若干重要的史实，并增加了一批图片，以使本书有助于读者更形象地了解过去的那段历史。 |
| 丁默邮以“和平运动”的先锋自居，欺骗了一些人，李士群对“军统”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不久就组成了一支特工队伍。最早的重要成员有七人：丁默邮、李士群、唐惠民、茅子明、李志云、杨杰、张鲁，即后来传说的“七人委员会”，稍后蔡洪田、黄香谷、顾继武、王天木、马啸天、林之江、裘君牧、田为霖、谢文达等，也或明或暗地参加进来。这些人，基本上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成员，结果都为丁默邮所争取，“军统”在上海的组织，也受到了极大打击。 与此同时，李士群还在上海的流氓群中招兵买马，组织行动队。他首先求助于他在青帮的“老头子”季云卿。季先介绍了两个在沪西开赌台的大流氓朱顺林、许福宝参加。李士群要他们做警卫队长，但朱、许以为自己开有赌台，‘‘日进斗金”，都不愿干。于是，季云卿又给李士群介绍另一个无恶不作的吴四宝。吴四宝，又名吴云甫，江苏南通人，目不识丁，长得肥头鼠目，满脸横肉，一看就是个凶神恶煞。早年他在公共租界跑马厅当马佚，后来改行，为丽都舞厅的老板高鑫宝开汽车，在上海滩上属于二等流氓，也是季云卿的“门生”。他的老婆佘爱珍，还是季的干女儿。吴四宝认为，能够搭上李士群这样的关系，今后“大有蹿头”，因此特别卖力，不但自己厕身于魔窟，还把一批徒子徒孙，如张国震、顾宝林、赵嘉猷、夏殿元、郭忠和、王吉安等胡作非为的流氓，都带了进来，使特工队伍迅速由六、七人，扩展为一支三十余人的警卫大队，成为特工组织最早的一支武装行动队。这支行动队开始没有枪，吴就指挥喽哕，每晚埋伏在越界筑路地段，遇到路上有带枪的巡捕，就冒死上前抢夺，然后逃人华界的弄堂内。由于“泰利”汽车公司的司机都是吴四宝的小兄弟，因此最初阶段，特工组织使用交通工具得到了特殊方便；丁默邮、李士群等重要头目外出，也一律由吴招呼“泰利”汽车公司的汽车接送，从未发生过泄密事件。这一切，使丁、李十分满意，同时也成了吴四宝此后在特工组织中地位能够迅速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士群还在租界的巡捕、包探中搜罗对象，这是他发展特工行动人员的又一个重要来源。李士群认为，这种人的脑筋简单，只要想办法把他们弄服帖，就会听从指挥。因此，他十分重视同这些人的初次见面，每次都精心设计，以达到“先声夺人”的目的。如上海公共租界巡捕包探长、流氓头子陆连奎，李士群第一次约他在外滩华懋饭店见面时，当陆一跨进约定的房间，屋里的电话铃就响了，陆拎起电话，就听到李士群对他说：“陆先生，您已经到了，请稍等片刻，我就来。”这使陆感到十分惊讶，也很佩服。原来，李士群在约定的房间对面，又另租了一个房间，可以清楚地看到陆推门进去。李士群的这套手法虽不十分高明，但从中可以看出李的奸诈。陆连奎很快投向李士群，利用包探长的职权，帮助日本宪兵杀害我爱国同胞，十分凶残。最后被抗日志士击毙于六马路(今北海路)中央大旅社门口。在李士群的网罗下，不久以潘达为首的、在公共租界充当特别巡捕的“十弟兄”，如戴昌龄、宋源、孙照北、陆中芳等，也都成了李的部属。 在这个阶段，特工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党棍、恶霸、蒋帮特务、地痞流氓、马路政客、失意军人，三教九流，纷沓而来。 在日本侵略者的授意下，这个羽毛渐丰的特工组织，按照1939年2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训令”的既定方针，开始酝酿与汪精卫集团的合流。 正当丁默■、李士群为首的汉奸特工势力在上海逐渐活跃的时候，一幕举世瞩目的政治丑剧在中日战争的舞台上开演了。1938年12月22日晚，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三原则”，鼓吹“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份招降书。七天后，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根据与日方事先签订的秘密协议，在河内发出臭名昭著的“艳电”表示响应，说什么应当按照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这一出“二卫双簧”的丑剧，并非偶然。汪精卫，原名兆铭，字季恂，广东番禺人。精卫是他1905年留学日本发表文章时所使用的笔名，后来成为他的号。他生于1883年，父亲汪取当过几处府、县的幕僚，属封建时代的小官吏。1904年，汪精卫考取广东留日官费生，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留学。次年参加同盟会，被推为总部评议部评议长，并任《民报》编辑。从此，他追随孙中山，走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于同蒋介石有矛盾，被蒋排挤出国。第一次大革命后期，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前夕，他赶回国内，进行政治投机。不久，他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分共事变，开始了反共的生涯。1927年以后的几年里，他为了同蒋介石争夺党政大权，先是率领所谓“改组派”，纵横捭阖于各派军阀之间，进行反蒋活动；1932年1月，又与蒋介石妥协，实行蒋、汪合作，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仍受到蒋介石的排挤。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强行侵占中国东北、军事进攻上海和阴谋鲸吞华北等侵略行为，他主张退让，主持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协定。1937年7月7日，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后，汪精卫成为抗日阵营中的主和派首领。他曾说：“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所谓“转圜”，就是对日谋和。关于汪精卫一伙在这一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的活动，周佛海曾供认不讳地说：“在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坚确的认识之下，我和几位朋友，就一面设法约人直接间接向蒋[介石]先生进言，一面设法传播我们的主张。汪[精卫]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凑巧主张相同的几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里，有些每日必来。于是空气渐渐的传出，渐渐的引起了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们毫不顾虑，而且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叫做‘低调俱乐部’。”参加这个俱乐部的，还有陶希圣、罗君强、高宗武、梅思平等。P2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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