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旨，是提供资料、提供线索、提供思路。
《山海经》研究与一般的古籍研究不太相同：其书扑朔迷离，奇异怪诞，残篇断简，佶屈聱牙，纷杂的线索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与其说是在读书，不如说是在猜谜。
那么，为什么要长期从事《山海经》研究呢？著者之所以从事《山海经》研究，最初是源于一种兴趣，源于一种探求未知的热情。在后来的研究过程中，经过反复思考，著者认为还有一些理由需要提及：
一、可以揭示上古文化之谜。《山海经》之名虽然出现于西汉，但其记述的内容有的却可以上推至禹舜、商殷时期，可与甲骨卜辞、钟鼎文及其他上古文献相互印证。由于《山海经》不是“正史”，多记俚俗之言，因而更能冲破“正统”观念的束缚，开拓人们的视野。
二、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山海经》及其研究包含了一种进步的世界观，这就是认为宇宙无限，问题无穷，因而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积累知识的过程也永远不会结束，任何“圣贤”都不可能终结真理，终结人类探索未知的历程。
在封建专制时代，华夏的“子民”一出生，就生活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阴影之下，不仅人身受到控制，而且精神也受到控制。到了西汉时期，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体的意识形态，“不雅驯”、“不正统”的文化受到排挤，创造性的探索则受到压抑。由于人们的思想被禁锢，被封闭，被压迫，致使中国社会的发展相对缓慢。历史表明，中华民族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积极吸收优秀文化，推陈出新，中国社会才会充满活力，才会走向繁荣昌盛。
《山海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民族交往的产物，例如《海外》四经(其姐妹篇是《淮南子·地形训》中的“海外三十六国”)以及《大荒经》中的许多奇人、奇神、奇物、奇兽，都是以“界外”、“海外”为背景叙述的。刘秀(歆)在《上(山海经)表》中就说：“(山海经)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
《山海经》中的不少内容“荒诞离奇”，难为世人理解，于是认真对待《山海经》的人就要说服世人，郭璞在《注(山海经)叙》中就说：“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誇，多奇怪俶傥(即倜傥。)之言，莫不疑焉。”郭璞劝导世人：“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纷纭，阴阳之煦蒸，万殊之区分，精气浑淆，自相喷薄，游魂灵怪，触象而构，流形于山川，丽状于木石者，恶可胜言乎？”对于“怪异”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郭璞回答说：“世之所谓‘异’者，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故胡人见布而疑磨(音fen，结实的麻。)，越人见厨而骇毳，盖信其习见而奇所希见，此人情之常蔽也。”
郭璞的意思是：世界如此广大，如此复杂，人们不可能完全了解，世间所谓的“怪异”，大多源于人们认知的局限性。
从郭璞的注中，我们不难领悟这样的道理：在我们已经认识的世界之外，还有我们没有认识的世界，对我们目前不能理解的事物，不要轻易否定。 ’
《搜神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汉世，西域旧献此布(火浣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无有。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生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召三公日：‘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至是西域使人献火浣布袈裟，于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
“火浣布”即今天的石棉布。布能用烈火“洗涤”，显然不符合中原人的生活常识，但并非不是事实，这个故事给了那些固步自封，囿于成见的人一个值得铭记的教训。
三、《山海经》研究还可能是社会开放的一个标志：在近代，凡是社会思想、社会文化发生激烈变革的时期，都是《山海经》研究出现高潮的时期。
民国初年，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西方民主制度开始东渐。在这一期间，西方文化逐渐为民众所接受，而统治中国2000余年的儒家学说则开始被清算。在这一时期，文化领域不仅出现了激进的革命派，而且出现了温和的“疑古派”。“疑”，也是一种反叛，也是一种批判。“疑古”，就要考察中国文化的总根子——考察“三皇五帝”，而考察三皇五帝，就要考察《山海经》。《山海经》中那些不“雅驯”的“奇谈怪论”恰恰成为揭示“三皇五帝”原始面貌的重要材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再一次兴起，《山海经》研究也随之走向高潮。在这一时期，研究《山海经》的论文，著作开始增多，出现了关于《山海经》性质的学术探讨，出现了《山海经》与太平洋文化、美洲文化关系的探讨，出现了对《山海经》中“昆仑”、“扶桑”、“鱼复”、“长股”等专题的探讨，这些研讨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很大兴趣。
两次社会变革，思想变革的共同点是：人们都试图冲破旧的思想束缚，从内部和外部寻找创立新思想、新文化、新社会的根据。
四、《山海经》研究可以推动某一学科的进步。《山海经》汇集了许多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既然是“传说”，就必然具有口头文化的特征；而要理解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就要懂得上古时期华夏先民的语言与文字。理解上古华夏先民的语言与文字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知其形，二是知其义，三是知其音。由此，音韵学便成为《山海经》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运用音韵学诠释《山海经》(部分内容)，不仅推进了《山海经》的研究，而且也促进了音韵学的应用研究，促进了音韵学自身的发展。在运用音韵学方法研究《山海经》方面，章炳麟、郭沫若、丁山、吴其昌、闻一多等先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通过研读《山海经》可以提高个人的文化修养。《山海经》涉及的学科很广泛，包括古代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等；要理解相关内容，就要博览——研读大量书籍。在古代文献中，与《山海经》有直接关系的书籍达十几部，加上古人、今人的研究著作与文章，再加上类书、工具书，阅读量很大。开卷有益，读书无疑是提高人们思维水平的重要路经。
与一般古籍研究不同，《山海经》研究可以说是在解谜。《山海经》之谜是谜中有谜，解谜的结果往往是出现新的谜团，能够完全破解，找到答案，得出结论的可谓凤毛麟角。不少问题悬在那里，期待着地下挖掘找出材料来印证。而且现在就可以说，许多谜肯定是猜错了，只是囿于现有的资料和现有的认识水平，不以为非而已。当然，凡是认真研究形成的成果，都对《山海经》研究的深化有所裨益。
以殷祖王亥的研究为例，古往今来的许多学术大家，在读《楚辞·天问》时，都对“有扈竖牧，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其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一段不知所云，见文中有“有扈”一词，便将这段文字和夏后启与有扈之间的战争联系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罗振玉、王国维先生在甲骨卜辞中发现了殷先王先公的名字和世系，发现了王亥其人，顾颉刚、吴其昌先生又将此研究进一步深化，这才对王亥的身世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这说明，凡事都是有条件的：假如甲骨卜辞没有被发现，假如甲骨卜辞研究没有一定程度的积累，那么殷商史研究也就很难有所突破。
在解读《山海经》的过程中，由于资料的限制，猜测、推论，构拟假说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出现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保持严肃、谨慎的态度。
科学研究必须严谨、规范，但以往的古文献研究却时常出现引文不准确，出处不规范的情形。这种情形不仅给研究者增添了许多麻烦，而且贬损了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混淆了真据与伪据、新据与旧据、创见与承见的界限。由于文献比较对《山海经》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因而本书的引文将尽力做到完整、准确，出处清楚，以方便读者。
音韵学对《山海经》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古今注释者著文时经常说“一声之转”、“声相近也”、“声相通也”，这些对字音的判断，都是依据上古音韵归类和音韵转化规律而言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音韵转换的滥用也会损害研究工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为此，著者在运用这一方法时遵循以下原则：1、上古音韵大体遵循王力先生的归类体系，极个别突破王力先生归类体系的例字将特别指出，并说明其归类的来源；2、音韵转换必有王力先生所举的例证为依据；以上两条将严格遵守；3、不仅考虑韵母的归类，而且考虑声母的类型；4、音韵转换的文字，其字义应具有一定的关联度。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出现了不少古典文献研究的大家，之所以如此，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的社会在引进新意识形态的同时，有清理、批判旧意识形态的需求；二是当时的学者国学底蕴深厚。在传统的“国学”中，人为划定的学科界限不很明显，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学融汇在一起，可以自由地进行跨“学科”研究；三是从国外(主要是从日本、法国、德国。)引入了先进的逻辑体系和行文体系，虽然表面上还是“之乎者也”，但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改变了士大夫“骈体文”式的论说习惯。
神话传说的演进有其自身的特点，胡适之先生将其归纳为四条：“1、由简单变为复杂；2、由地方的变为全国的；3、由神话变为史实，由陋野变为雅训；4、由寓言变为事实。”①胡适之先生的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是在高层次上对古代神话传说演化规律的总结。同样，神话传说的研究也有一定之规，胡适之先生认为应该：“1、将每一事之种种传说，以先后出现次第排比；2、研究此一事在每一时代有如何之传说；3、探索此一事件此渐次演变之迹象；4、遇可能时，解释其每次演变的原因。”
总之，《山海经》研究首先要做好资料工作：运用恰当的方法对现存的资料进行搜罗，排列，对比，分析，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搜罗，排列，对比，分析，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所收获。
二十余年的《山海经》研究，著者的一个体会就是要戒除浮躁心理，保持平和的心态，心平气和地对待世态，对待功利，对待研究中出现的困难，踏踏实实地比较资料，认认真真地运用方法，反反复复地审核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写出质量较高的作品，这也是著者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要认真遵循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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