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记 早在10年前，我就写过一篇《主角与配角》的文章，这个观点最初是和一位朋友在书信交流中产生的。10年的时光过去了，多少的浮云世变、雨雪沧桑，随着对世事认识的加深，在阅读史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想，社会的变革，人类争取自身权利、改变命运的进程尽管干头万结、错综复杂，但在关键处往往还是离不开个人特别是被历史推到浪尖上的重要人物的性格、品质、思想取向等细小的因素，当“细节决定成败”成为时代的流行语之后，读史的人也更留意细节了。在找到“主角与配角”这把钥匙之后，我发现在戊戌变法之后的近代重大转型中，许多纷乱的千丝万缕的问题仿佛都迎刃而解了。 康有为和孙中山之间、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袁世凯与同时代的政治人物之间、梁启超与袁世凯、国民党之间他们的关系，或不能合作、或分分合合，或面里不一，最终演成暗杀者有之、水火不容者有之、兵戎相见者有之，说白了，无非是谁占有这个舞台，谁扮演主角，舞台之争、主角之争背后固然也有不同观点、不同政见也即不同剧本之争在起作用，骨子里还是缺乏健全的角色意识所致，鲜有人愿意主动、自愿地扮演配角，更不要说堂堂正正的群众演员角色。历经艰难、缔造民国的黄兴诚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他有强烈的配角意识，从未有过取代孙中山的打算，同时又不是那种唯唯诺诺、以主角的是非为是非，能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仅凭这一点他在近代史上就是光华四射的。当然，最具有健全角色意识、不卑不亢的还是年轻的宋教仁，他的死真是近代中国的重大损失。不过，正如黄远生所言，看看后来民国的政治格局，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有枪就是王、没有武力就没有发言权的态势，即使他活着，恐怕也难有大的作为。所以幸还是不幸，还是一个问题。 但无论如何，像宋教仁和蔡锷这样两个阳光般的人物，曾在我们近代的天幕上流星般划过，足以给我们后世的读史者一些安慰。角色意识的一边倒，主角意识的畸形发达其实根植于我们传统的政治文化深处，不是近代突然从地上冒出来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项羽、刘邦早岁看到秦始皇出巡的架势，情不自禁地发出“彼可取而代也”和“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叹，尽管两人性格不同、感叹方式有异，但根本上是一致的。上个世纪40年代，王芸生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历史上的正统之争，只看见英雄，惟独看不见人民。其实不是没有人民，而是人民中的普遍意识照样是成王败寇，赢家通吃，没有失败者立足之地，所以只容许舞台上一个主角，独自登上高处不胜寒的大舞台，唱“大风歌罢云飞扬”之类的独角戏。明末张献忠、李白成等又一轮主角之争，张献忠在面临失败、无法挽回之际，他的选择是向普通民众开刀，大开杀戒，遍地流血，原因就是自己得不到的、也不想留给别人。 到了近代，这一切自然都在发生变化，异域文明投射过来的光与影，康梁长期流亡海外、孙黄宋和章太炎、陶成章等都有海外流亡、学习的背景，近代史上的这些重要角色，来自维新、革命两大阵营的头面人物对世界大势、对近世主流文明并不是无知陌生的，无论是创立民国还是君主立宪、虚君共和，都是对“百代都行秦政制”的一种刷新，一种全新的超越，一种石破天惊的转变。 成败同然有很多原因，多少世代累积起来的政治文化心理，国人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都不是一夜之间可以改变的，他们固然可以在平地上造起民国的楼阁，选出国会，定出宪法，推出总统，组成内阁，但仅仅拥有这些形式还是不够的。当然形式很重要，民国诞生，这是亚洲地平线上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意义之大毋庸置疑。袁世凯生当转型之际，除了朝鲜，他没去过其他国家，对外来文明的了解极为有限，他是个传统型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他注定了只是一个历史的过渡人物，他的旧瓶已装不下新酒，他只能回到老式的帝王政治的路上去。 历史也不会再给予他多少机会。皇帝梦在经过晚清以来各种思潮、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冲击之后，差不多已经做到了尽头。人心已变，他最后免不了以灰溜溜收场。他那位有文学才华的次子袁克文与野心勃勃的长子袁克定就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曾以诗“明志”，劝说父亲：“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一个终生与权力打交道、对权力有着无穷欲望的人来说，这样的劝说注定是无效的。我想起袁世凯当年被罢官回乡、垂钓洹上时写的那些诗，一方面他固然吟唱着“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的诗句，还拍照送人，演得惟妙惟肖，不过即使看他那幅广为流传的“孤舟蓑笠翁”照上，那双电光四射的眼睛也是遮掩住他的内心世界，更何况他的诗中更多的是这样的句子：“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在垂钓洹上的日子里，袁世凯也没有一刻忘记过“长安”。即使在他登上总统之位后，舆论从来都没有停止对他的批评，早在“宋案”发生一年前，1912年4月，戴天仇就多次在《民权报》发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之罪状》、《大总统之叛逆》等锋利无比的短评，但这丝毫无损于袁的主角地位，直到他帝制自为，成为众矢之的，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呼拉拉袁家王朝倒塌。袁世凯当时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似乎是必然的，这里面有中国习惯的心理在起支配作用，自古以来我们的所有社会变动几乎都是武力造成的，即使到了辛亥之际也不例外，包括观察中国问题的外国人也这么看：“唯一真正的保障就是武力，靠武力解决问题。看起来，迄今为止袁是唯一有能力应付全国局面的人。”这几乎是当时举国上下包括外国舆论在内普遍的共识，这一“非袁不可”的心理就建立在袁所掌握的优势武力基础之上。黄兴由于饷械严重缺乏，空有兵权，却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他主张通过和谈建立共和，认为自己下不了北伐的动员令，只有切腹以谢天下。主动权因此落在袁世凯之手。 孙、黄功成身退，高风清骨，扣。破了几千年来抓住权力死不放手的积习，开启了全新的政治文明模式。蔡锷反对袁氏家天下，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不为一己图私利。历史的真正主角是他们，而不是那些生前手握重兵、霸占权力舞台、颐指气使，曾经显赫一时的权贵、军阀。 在这幕主角之争的历史大戏中，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成与败、悲与欢、生与死、阴谋与热血、光荣与屈辱中国近代的转型最终未能摆脱旧时王朝崩溃之后逐鹿天下的模式，这真是莫大的悲哀。在无数可以重新认识忧患丛生、风雨仓皇的中国近代史的视角中，我深知以“主角与配角”切入，仅仅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但这毕竟是属于我自己的视角，我喜欢。不同的人读史可以看出不同的景象，我总是不能忘记鲁迅关于《红楼梦》的那段话：“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老实说，读史也可作如是观。“主角与配角”只是我个人认识历史的一个角度，这是我必须说明的一点。另外，我还想说明中国社会从一个刀耕火种的封闭式传统农业社会向一个新的开放文明的社会转型，其中有筚路蓝缕之功、甚至更有成效的不光是推动维新变法的康梁、创造民国的孙黄宋等、打倒袁世凯家天下的蔡锷、梁启超、唐继尧等，还有无数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不同的层面推动了文明的人们，比如缔造了近代出版业的张元济他们，“五四”一代的陈独秀、胡适、鲁迅他们，怀抱科学报国、教育报国、实业报国、新闻报国的人们历史是由合力构成的，正是他们的努力，使中国有可能告别中世纪，从古代走入近代。近些年来，我对历史的关注点渐渐转移到了他们身上。当然这已是我下一本书的主题。 傅国涌 2005年5月3日，莫干山上 |
| 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独立撰稿人。著有《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与樊百华等合著)、《叶公超传》、《金庸传》、《百年寻梦》等，1999年以来在《书屋》、《随笔》、《东方》、《读书》、《南方周末》等数十种报刊发表一百多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知识分子问题等。 |
| 前言 角色意识：解读近代中国转型的一个新视角 一、“大丈夫当如此也”和“彼可取而代也” 二、剧本之争还是舞台之争？ 三、“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 四、孙黄辞职：“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 五、如何进入“依和平秩序竞争之轨道” 六、需要健全的角色意识 康有为与孙中山：谁是主角？ 一、康有为要孙中山“拜师”才可结交 二、“托故不见”孙中山 三、新加坡事件：康孙合作终成空 四、康、孙之间的自立会群豪 五、康有为自许太过，终致两派交恶 黄兴与孙中山：配角与主角的最佳模式 一、“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二、可贵的配角意识 三、分歧仍然难免 四、“雄而不英”：黄兴的局限 五、世上已无黄克强 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陈其美：革命“正统”之争？ 一、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合与分 二、章太炎、孙中山的早期关系 三、章太炎、陶成章与孙中山分歧的开始 四、陶成章之死和陈其美 五、“章疯子”不疯 袁世凯：传统型主角的近世标本 一、“非袁不可” 二、兵变之谜 三、“办共和” 四、将天下变为囊中物 五、容不下“七嘴八舌”的国会 六、“非去袁不可” 宋教仁：健全的角色意识 一、“不如另外早自为计” 二、“英而不雄”：总是“自许”本为虚 三、与孙中山、胡汉民等产生分歧 四、“以政治为生命” 五、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 六、宋教仁之死的直接原因 七、到底谁是“宋案”的真正主使人？ 梁启超：进退之间的角色尴尬 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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