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其二，据《诗经》、《左传》等文献记载，鲁国当是始封于成王时，其始封君乃是周公旦之子伯禽。
《诗经·鲁颂·閟宫》曰：“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左传》定公四年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脐，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嗥之虚。”
这两段文字是大家所熟知的，从其分封的事物看，我们可以体会到周干室对于鲁同的重视程度是非同一般的。由行文中我们不难看出，《诗经》、《左传》均址认为鲁国乃成王所封。《诗经·鲁颂·闯宫》云：“王曰叔父”，此王必为成王，叔父为周公旦。始封君则是“鲁公”伯禽。笔者认为《诗经》、《左传》的成书年代要早于《史记》，因此其可信性要相对高一些。
再者，从文献内容本身看，《史记·周本纪》言“封弟周公旦于曲阜”，《左传》定公四年又言鲁国“因商奄之民”，也就是说鲁的分封必在灭商奄之后，方能分封鲁国于东夷之商奄旧地曲阜一带。那么武王之世周人的政治、军事势力是否能达到商奄旧地之曲阜一带呢?结合文献、考古资料分析，答案是否定的。
据《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而曲阜古为奄国旧地，《说文·邑部》云：“郁，周公所诛，郁国在鲁。”奄即奄字。段玉裁《注》：“《玉篇》作周公所诛叛国，商奄，是也。奄、奄二字，周时并行。今则奄行而奄废矣。单呼曰奄，累呼曰商奄。……奄在淮北，近鲁，故许云在鲁，郑注《书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旁，是也。……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县城东二里有奄城，云故奄国；即《括地志》之奄里。’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云‘鲁国，古奄国’。”
由是可知，鲁国封地即在古奄国，位于东方。《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傅斯年先生曾言到，“武王伐纣，‘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其结果诛纣而已，犹不能尽平其国，纣子禄父仍为商君，则东土之未大定可知也”。傅氏所言甚是。武王之世，周人并未平定东土。
鲁国的始封地确定下来之后，鲁国都城何在?其历史变迁如何?便成了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鉴于此，有必要进行探讨。
一鲁国是否有过迁都之举
(一)关于鲁都迁徙的几种说法
。《史记·鲁世家》谓鲁国封于少昊之虚曲阜，曰鲁。也就是说鲁国自始封时即建都于曲阜。《诗经·鲁颂·闼宫》、《左传》定公四年亦有此类说辞。而裴驷《史记集解》。引《世本》曰：“炀公徙鲁。”宋忠曰：“今鲁国。”依《世本》的记载，则是说鲁国至第三位国君炀公时方迁都于曲阜。面对这两种互有出入的文献记载，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至今对伯禽封鲁后，鲁是否有过迁都之举都未能彻底搞清楚。
一种观点认为，鲁国自伯禽始封就都于曲阜鲁城，至鲁倾公被楚所灭为止，鲁城的位置都没有变化，《世本》所言未必可信。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世本》所言还是可信的。但具体到炀公以前鲁的都城在哪里，学界却又是仁智互见，各有说法。下面分别加以分析。
(1)清人龚景瀚《鲁都考》认为：“伯禽及子考公皆都曲阜。考公之弟炀公始迁于奄城。传十数世人春秋后，鲁迁曲阜，盖在僖公时。”并认为曲阜、奄城二城相距不过三四华里远。此说郭克煜等学者从之。
此说谓“炀公始迁于奄城”，乃是因为炀公时奄人又叛，故炀公把都城由曲阜迁至奄城，以便更好地控制奄人。鲁国自伯禽始封至炀公时已50年，鲁国立国半个世纪，尚不能将距其都
城仅三四华里远的奄城彻底平服，这种说法于情于理都是令人难以信服的。至于所谓的春秋僖公时才复迁曲阜，证据亦是明显不足。
(2)有学者认为：“伯禽代周公就封是在河南鲁山。周公东征后，成王就封伯禽于曲阜。但由于东夷势力没有彻底征服，即便在曲阜曾长期驻军，也没有完全定居下来并建都于此，还是以山东、河南之间一带地区，作为他的根据地。”至“炀公克渊克夷”后，才建都于曲阜。
鲁之始封不在河南鲁山，前文我们已有论述。至于所谓的炀公时才定都于曲阜，不仅与文献、考古资料不符，而且与周初分封鲁侯于曲阜，使其拓展东土、安抚东夷的历史使命相违背。此种说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3)亦有学者则认为少昊之虚当在鲁北穷桑，伯禽初封很可能亦在此。而后“炀公徙鲁”即是指鲁都城由穷桑迁于曲阜。我们认为“少昊之虚”是一个泛指的地理区域，并非确指一城一邑。穷桑虽在此一区域内，但曲阜亦在此一区域内。据《帝王世纪》：“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可知目前尚不能肯定“少昊之虚”即单指穷桑。另外，据文献记载西周初年的鲁国疆域超不出汶泗流域，而目前此一区域内除了曲阜鲁城外，尚未发现其他可能是鲁国都城的遗址。
以上三家之言，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都嫌证据不足。那么是否就可以说《世本》所载“炀公徙鲁”不足为信呢?我们认为《世本》所裁并非无因。
(二)炀公徙鲁
《世本》云：“炀公徙鲁”。《史汜·鲁世家》曰：“炀公筑茅阙门。”徐广曰：“一作‘第’，又作‘夷”’。有学者认为“茅”与“夷”通用，“筑茅阙门”即“筑夷阙门”。我们认为《世本》与《史记·鲁世家》所载，当是有联系的一件事情。“筑茅阙门”应是“炀公徙鲁”时建城筑门之举。那么炀公自何处迁至鲁城曲阜呢?我们认为当是自奄城。伯禽始封即居奄城。《左传》昭公九年：“薄姑、商奄，吾东土也。”服虔云：“薄姑、商奄，滨东海者也。薄姑，齐也。商奄，鲁也。”《后汉书·郡国志二》载：“鲁国，古奄国。”此奄国何在?《续山东考古录》卷一八曲阜县云：“服虔曰：商奄，鲁地。皇览云：奄国在鲁城内……纪要：奄在县东二里，仍在古城内也。”鲁城内还有“淹中”、“奄里”。这样看来，奄城就在鲁城内。清人龚景瀚所谓的鲁都有两城，为奄城，一为曲阜。是有道理的。据龚氏考证两城相距不过三四华里，鲁公盖迭居之，他们闾阎相接，后又联而为一。但龚氏认为鲁先都曲阜，炀公时才迁奄城是不可取的(见上文分析)。鲁建国后，伯禽与考公本居于奄城，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及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奄城已不能满足于这些发展的需要，可能伯禽时已着手修筑新城了。《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县外城，即鲁公伯禽所筑也。”至炀公时大概新城已成，于是炀公“筑茅阙门”，并徙鲁居曲阜新城。应劭曰：“曲阜在鲁城中，委曲长七八里。””由于二城相距甚近。同处一地，后来便连为一城。即后世所谓的曲阜鲁城。太史公司马迁对此一历史细节还是清楚的，故其在行文中只言炀公“筑茅阙门”而不言“徙鲁”，因为二城已连为一城了。奄城、曲阜既然同处于鲁城内，后世文献便以鲁国都于曲阜以代之。结合考古调查，目前基本可以确定，西周时期鲁国疆域内除了曲阜鲁城，没有发现其他可能是鲁国都城的遗址。这从侧面也证明鲁自开国建都曲阜鲁城后，再无
它都。
二曲阜鲁城的考察
(一)曲阜之得名及鲁故城的地理位置和城市布局
(1)曲阜之得名及地理位置。
曲阜之得名，是由地形而来。《尔雅·释地》云：“高平曰陆，大陆曰阜”。东汉应劭注：“鲁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曰曲阜。”今之曲阜城东，还残存有一条委曲长八九华里的大阜，即土山。《释名》云：“土山曰阜。”曲阜之名当因土山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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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诸说正误辨析
首先，可以否定的就是影响较大的晋阳(今太原)说。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晋阳说是以太原临近晋水为依据的，晋阳之得名亦源于此。《水经注·晋水》云：“晋阳，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矣。”然而，古时晋水并不仅此一条。平水又名晋水，对此文献有载。如：
《魏书·地形志》曰：“平阳有晋水。”
唐《括地志》亦曰：“今晋州所理平阳。平阳河水，一名晋水。”
宋《太平寰宇记》载：“平水，冀州图云：平阳故县西南十五里有平水，即晋水也。”
《读史方舆纪要》亦载：“平水，在府西南，源出乎山，一名晋水。”
由以上文献记载可知，平水亦名晋水。从这个角度考虑，古时晋阳或许并不在今太原一带，而有可能在乎阳(今临汾)一带。《水经注·汾水》曾否认平水为晋水，其曰：“平水出平阳县西壶口山，俗以为晋水，非也。”然而，我们正可从郦道元《水经注》的辨非之语中，得知至少在南北朝时，确有晋水为乎水的说法，其实从文献记载的蛛丝马迹中，可以看到古人对于晋阳在太原之说亦足有所怀疑的。如郑玄《毛诗·唐谱》曰：“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刚，是尧始居也，后乃迁河东平阳。”此说无非是为了调停向北二晋水之言，而生出了帝尧迁都之举。看来郑氏对晋水是否就在今太原亦是不十分肯定的。
其实，两川时期太原、晋阳、晋水诸地名并不在今晋北。王玉哲先生曾列举数条证据，力证古之太原就在今临汾一带，所论至为精辟。”那么晋北之太原、晋阳等地名又是从何而来呢?晋北太原之名是较晚才出现的，本在晋南“到秦才北移其名于并州。遂历汉、唐迄明清二千余年其名不废，虽然或郡或州或县，地位升降不同，而始终在于并州晋阳县原地，二干余年来并无移易，于是北名大显，南为北夺，隐没不彰”。因为秦以后太原之名北移，所以至汉代时，或许班固著《汉书·地理志》就把太原、晋阳、唐等地名错放在了晋北，也才有了“晋阳(今太原)说”。可以肯定晋阳说是不可信的。
再结合考古发现，太原市位于夏墟范围以北200公里外，且经考古工作者的考古调查，古晋阳“不仅没有发现夏文化的遗址，连西周早期的遗物也未见到。”山西文物工作者亦对古晋
阳城遗址进行丁初步勘察，认为古晋阳的始建年代，绝对早不到西周初年。并且古晋阳在汾水之西与“在河、汾之东”亦不合。显而易见，晋阳说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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