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这门科学，一向各自为政，或只写谱主生平，或兼及时代背景，或更及有影响的人物。但不管如何分歧，不能一致，却只有一个目的，不可改易，这就是便於阅读，便於研究，便於汲取经验教 即以此为出发点，考虑方苞、刘大槐、姚 这三位作家、学者同为桐城人士，同作古诗文，同讲古文法则，同宗程朱理学，同为从事教育事业，而又师弟子一脉相承，影响於当时及後来，所以合为一谱。既省篇幅，且可方便阅读。一编在手，诸事具备，减少向外 索取的辛劳。但这并不是我的发现，梁启超早已说过：“从前有许多人，同在一个环境，同做一种事业，与其替他们各做一部年谱，不如并成一部，可以省了许多笔墨和读者的精神。”(《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我的设想和写作实践正是受到他的启示。本谱采取时代背景、谱主生平以及与谱主关系密切或有重要影响者，熔於一炉，合为一编，必要时进一步考证有影响者的生平， 如果略去时代背景，则谱主一生的言论和行事，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看不出人事思想的发生、发展以及变化、归宿，像是离世独立者。如方苞生年为1668年，当清代康熙七年，内阁秘书院学士道学家熊赐履就连年奏请康熙帝，谓“民生疾苦已极”，“朝政积习未除”，要“提倡理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关、闽之学不学”。这些议论，不但根源於过去和当时的情况，而且影响两百多年的政治、教育及其学术思想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方苞、刘大槐、姚 三人的治学方向和他们的言论、行事。当然，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只是这几句话。但这几句话，却代表了当对的政治倾向和学术风气，也不可否认。
本书采取时代背景、谱主生平以及与谱主关系密切或有重要影响者，熔于一炉，合为一编，必要时进一步考证有影响者的生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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