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佛教的汉化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中国佛教文学的形成也是一个螺旋式的演进过程，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契合。
中华文化史因佛教的输入而为之一变，是不争的事实。传说公元一世纪后半叶，汉明帝的一梦，诱发了白马驮经的东来。其实明帝的梦因，早在“汉武锐意开辟西域，远谋与乌孙、大宛、大夏交通”时就已酿成，中经大月氏使者伊存授经的引导，梦境终于在必然之中偶然地圆成了。然而，“白马东来”的象征说法，只是天竺佛教正式入华的伊始，此后还有很长一段汉化体系中的过程，现代佛教史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曾经历了混同方术、依附玄理、独立门户和三教合一几大阶段，并大抵以汉楚五刘英等浮屠与黄老的并祀、魏晋般若学“六家七宗”的兴、晋宋慧远等不敬王者的风操和梁武帝《述三教诗》的发表为标识。经过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佛教的汉化方才螺旋式地上升到新的起点，开始逼向盛唐。禅宗的诞生的法相宗的消弭，都同样标志着中国佛教的成立和印度佛教汉化的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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