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

后记
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阅读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能够接触到的译介文本和有限的介绍中，留下的印象大抵是异化、荒诞、扭曲等。但即使是这点有限的阅读，也使我异常兴奋，因为其中所蕴涵的危机意识，和正在某种意识形态理想中觉醒过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文革红小兵），在内心深处产生极大的亲和性，类似痛苦、绝望等否定性概念给予我的是一种如此痛快淋漓的感觉，而且立即就和“思想深刻”联系在一起，认为“理想”之类是人的天真肤浅所致，等。当时中国当代文学正是“现代派”热，自己偶尔对同龄人的创作做一点批评文字，会比照着说中国的“现代派”如何的不够“现代”，因为它们并不是真正的“绝望”，因此也就不够“深刻”云云，还相当的斩钉截铁。
后来，随着阅读的逐渐增多，慢慢感到一些现代主义作家并不是一味地在“绝望”着、“荒诞”着，在那些“否定性”下面，铺垫着某种顽强的“肯定性”的东西。感到其中自有深意，只是自己还不能把握。同时，在自己不胜坎坷、至今难堪回望的人生旅途上，特别是在那些跌落深渊的日子里，居然渐渐生出一种强烈的类似“信念”的东西：人是要有希望的，也是该有希望的，并且应该为一种美好的希望去奋斗的。在这里，我应该感谢那些不断出现在困境中的种种情谊，是那些人性的深度理解和具体救助，加强了我对“信念”的执着，同时也深深理解了深渊中阳光的重要性。还有豪克的《绝望与信心》、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弗罗姆的《占有还是生存》、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圣经》、国内学者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刘小枫的《十字架上的真》以及有关现代神学的译介，等等，对这类书籍的阅读，不断以各种角度给我铺垫着“肯定”思索的底气。因此，当我有机会重新比较系统地去阅读现代主义文学的时候，在原初“否定”的亲和性上面，又产生了“肯定”的由衷契合。
感谢我的导师刘象愚教授，他对我的破格录取使我有幸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获得三年的博士学习时间。当我在惶惑匆忙中决定了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为毕业论文题目时，我知道自己是想要“浇自己之块垒”了。因为读博前一直想写的题目本是“20世纪西方文学主题研究”之类，并且已经就此请教我的老师夏中义教授，但考虑下来，一是觉得题目有点大，二是框架中的一部分—“20世纪的浮士德”（意义追求主题）更符合我的心智求索。于是不断往小里缩，最后集中到现代主义文学文本内部的理想倾向上面，而且一开始就清楚，我是会持赞赏大于理性梳理的态度的。
刘导在学术角度给予题目以肯定。做论文期间是一个伴随着导师的鼓励和支持的过程，从内容所涉范围到章节铺排，从提出具体要求到检查成文，还尽量为我提供一个国内外学术研究的视野，并针对一些观点进行探讨和质疑，使我在“借他人酒杯”上也尽量取得某种客观视角。同时感谢教研室的陈停教授和刘洪涛博士，他们在我的开题报告上提出的意见给我启发，刘洪涛博士对原初论文题目（理想倾向）的质疑使我重新审视一种观点的概括方式，避免了含混之嫌。还要感谢社科院的周发祥教授、周启超教授、陆建德博士，清华大学的罗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正荣教授等，他们对论文方向的肯定和在答辩会上提出的修改建议，一方面使我对自己的观点增加信心，另一方面帮我开阔了视野。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华东师大的张弘教授，他对我的论文不厌其烦地阅读并提出宏观和微观的建议，并在我答辨之后继续与我探讨相关问题，给以后现代的观照和辨析，这种对学术的负责精神和人性情谊使我深为感动并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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