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学术脉络上回顾政府行为的研究、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一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核心议题，也是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政府与民间社会关系的关键所在。而在这个核心议题中，县级政府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改革前总体行政体制的安排，还是改革后行政体制的结构转变，县级政府都处于逻辑结构的核心位置，而且也是中央政策和指令得以在基层具体落实的最后一道关口。更重要的是，县级政府是与广大基层社区最为贴近的最后一级全能型政府，中央政策的贯彻和落实、调整和运行，中央政策与最基层社会之具体国情的对接，中央政策针对最底层社会的应变和灵活运用，都是通过县级政府来实现的。但是，迄今为止的研究很少将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研究焦点聚集到县级政府这个核心主体上。 县级政府进行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的根本机制，在于它是协调国家和基层社会的重要枢纽，是在有效的国家控制的结构下，建立有序的社会组织及市场形态，保护和培育地方发展活力的重要行政保障。 刘国富编著的《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中的县级政府――以C县为例》通过对浙江省C县县域社会经济的总体勾画，将实施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县级政府行为作为研究个案，着重处理县级政府行为及其治理模式的几个富有理论意义的问题。 (1)“治理型政府”中的治理概念，并不等同于传统政治学中所说的纯行政概念，其中，地方政府的内涵，不再定义为其自身的组织构造、权力配置和利益博弈的结构和过程，而是从县级政府与诸社会主体的互动关系人手，来定义其行为的意涵和内容。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能力指的是其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其中不仅包括其实施社会监管和控制的能力，更包括其组织和协调诸社会主体之关系的能力，进而创造和集约更大的总体社会资源。 (2)所谓政府能力，并不仅仅意味着政府自身组织的能力，而且尤其表现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能力上。政府行为的自主性，也不仅仅意味着占据行政上的主导地位，而且通过制定有效、有地方针对性的制度，构建通畅有序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提高诸社会主体的自主性。这乃是县级地方政府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进行制度创新的核心能力。 (3)政府的社会治理必须以地方社会的充分发育作为基本条件，地方社会组织的成长水平，直接关系到政府配置和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这种条件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管理效率的提高，也表现为社会诸领域互动的程度和水平、社会性组织的发育状况以及总体上的社会团结水平。 (4)政府所提供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还必须以诸社会主体的公共参与为条件。社会性参与的程度越高，政府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越强，越符合现代行政治理的公共目标。换言之，政府所能提供的最大的公共资源，并不纯粹表现为物质上的资源，更表现为社会诸群体的最高水平的参与度。 《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中的县级政府――以C县为例》运用定性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结合该个案所处的特定背景，从县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两大基本职能出发，通过对工业、农业、城镇化及公共服务体系四个方面的建设过程中县级政府与民众、企业、协会等社会主体的行为互动模式的分析，解析C县“强政府、强社会”发展模式探索形成的过程和该模式得以成功的原因，凸显县级政府在模式创新及县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总结提炼一种融合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新型县级政府治理模式。《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中的县级政府――以C县为例》在最后对整个研究进行了简短的梳理与思考，得出以下结论性命题： 对于县级地方政府而言，社会治理已不再是传统政治学中所说的纯行政概念，而是将地方社会持续社会化的过程，并通过这种社会化，增强诸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从而实现公共资源的最大化。公共资源不仅表现为物质资源，更表现为组织和参与性的社会资源。因而，政府能力指的是其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其中不仅包括其实施社会监管和控制的能力，更包括其组织和协调诸社会主体之关系的能力，其创造和集约更大的总体社会资源的能力。 所谓政府的行政体系，也不再仅仅表现为政府组织结构的理性化设置，和政府自身组织的能力；衡量政府行政的根本标准，是其在公共决策和制度创新方面的能力，在调动社会各主体及其发展潜能的能力。地方政府的规定性，在更大程度上来自其辖内各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源的发育水平。 政府的社会治理必须以地方社会的充分发育作为基本条件，地方社会组织的成长水平、公益性组织的组织能力、企业的经营环境等因素，都直接关系政府配置和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经济总量的增长、管理效率的提高，是政府实施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县级区划内社会诸领域相互互动的程度和水平、社会性组织的发育水平以及社会总体团结的水平，构成了社会良性治理的充分条件。 政府所提供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皆依赖于各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的公共参与。社会性参与的程度越高，政府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越强，越符合现代行政治理的公共目标。各种社会要素的参与，是地方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基本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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