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它是由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及其门人所著。主要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及其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本书呈现了该著作的原文，且对文章要义进行了解说，另外还有注释和译文，方便读者阅读理解。 |
| 序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卷三 公孙丑章句上 卷四 公孙丑章句下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卷七 离娄章句上 卷八 离娄章句下 卷九 万章章句上 卷十 万章章句下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卷十三 尽心章句上 卷十四 尽心章句下 《孟子》对后世的影响 |
| 《孟子》是儒家《四书》之一，它在儒家典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总结了三种说法：一是孟子自己所著的，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和清代焦循在《孟子正义》中都持这种看法；二是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由其门人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记述的，唐代韩愈、宋代晁公武等人都主张这种观点；第三种看法认为《孟子》一书是由孟子和弟子们合定的，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中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熹的观点与司马迁相近，他一方面认为孟子必定亲自下手，所以才“首尾文字一体”，少有瑕疵；另一方面又认为有些内容是“其徒所记”，由孟子加以删定。杨伯峻和现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司马迁的观点是最为可信的。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他的先世已不可考，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所以他将母亲归葬于鲁。杨向奎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春秋演孔图》和《阙里志》说他父亲名激，字公宜；他母亲姓仉，这些说法都不可确信。 孟子的生卒年月也不详，古今都有各种推断。如元代程复心的《孟子年谱》说他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三七二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二八九年)，享年八十四岁；今人杨伯峻则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三八五年，卒于公元前三。四年。尽管如此，孟子生活的相对年代还是清楚的。 孟子小的时候，他母亲对他的教育非常严格。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记载了孟母“断织”的故事，刘向的《烈女传·母仪》也记载了孟母“三迁”的故事。“三迁”的故事是这样的：孟子的家原来住在坟墓附近，孟子就和孩子们一起玩埋死人嚎哭的游戏，孟母觉得这个地方不利于孟子的品德成长，就搬到了一处热闹集镇。孟子每天看到往来的商贾和江湖人物，就和孩子们一起模仿他们的骗人把戏。孟母觉得这个地方仍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就又将家搬到一所学官附近。孟子跟着读-书人一起学习诗书礼义，孟母这才感到满意。《孟子》书中非常强调环境对教育的意义，这可能与他小时候的这个经历有关。“断织”的故事说的是孟子小时候时常逃学，有一次孟母当着他的面将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了，以此教育孟子，布是一丝一线织成的，学问品德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学业不能中断。后世童蒙读物《三字经》中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讲的就是这两则故事。 关于孟子的师承，也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弟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赵岐在《孟子题辞》中都主此说。但这种说法很不可靠，因为子思的年龄比孟子大得太多，孟子可能赶不上向子思学习的机会。第二种说法以《孟子外书》为代表，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儿子子上的弟子。但《孟子外书》可能是伪书，而且子上的年寿也不高，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师。第三种是司5迁的观点，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现代学者大多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可靠。 孟子的生平与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学说。最风光的时候有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所到之处，国君都赠送黄金，供给衣食，听取他的议论。从《孟子》一书中可以看出，他到过的国家有齐、宋、邹、鲁、滕、魏等。但总的说来，他的游说是不成功的，各国国君都不能接受和实行他的“仁政”学说，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所以当孟子年老的时候，他也和孔子一样不再出游，而是和弟子们从事著书立说的工作。 《史记·孟荀列传》中说《孟子》共有七篇，赵岐将这七篇都分为上下两卷。但应劭的《风俗通·穷通篇》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却说《孟子》有十一篇。赵岐认为，其中多出来的《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都是伪书，后来也渐渐亡佚了。 《孟子》一书对于儒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朱熹《孟子序说》引) 笔者认为，《孟子》的思想主体是伦理政治学说，其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就是人类的文化规范——仁、义、礼、智的萌芽和根本。人有此四心犹如身体有四肢；没有此四心，就不属于人类(《公孙丑章句上》)。人性向善，犹如水往下流，是一种自然之理(《告子章句上》)。人性本善是一种先天的良知良能，并非后天学习而得，所以孟子称之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尽心章句上》)。这样，孟子就为儒家的伦理学说找到了一个稳固的理论基础。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人性是本善的，但从实际上看，人们处事并不能完全符合仁义标准。所以孟子强调品德修养，以此恢复丧失了的本性之善。品德修养是儒家学问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也对之做了很多论述，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寡欲说和养气说。养气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养浩然之气，这种至大至刚之气是由于积累儒家的道义(“集义”)而产生的；另一种是“存夜气”，孟子认为平旦之气清明，人的良心易干发现。所以，“存夜气”也能够增强品德修养。孟子还阐述了修养的阶段：“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章句下》)。这一观点论述了人的品德有无限提高的可能性，也指出了通向儒家理想人格的道路。 由于强调自我品德的修养，孟子表现出强烈的自尊自强精神和一定程度上的人格独立。他指出，君子不能因外在的环境而改变自我的道义准则：“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章句下》)。在《尽心章句下》中，孟子还借舜“饭糗茹草”时跟做了天子后没有什么两样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道理。在君臣关系上，孟子认为臣子也应有自我独立的人格，不应对国君一味地屈从。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章句下》)。孟子还极力提倡勇于进取、战胜困难、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告子章句下》)。也就是说，君子要有所作为，一定会遇到常人不能忍受的艰难困苦，而磨炼战胜困难的品德，是实现理想的保证。他主张圣人可学，圣人也是人，“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滕文公章句上》)，所以“入皆可以为尧舜”(《告子章句下》)。孟子还认为君子应有“自任以天下之重”的济世救民的气概(《万章章句上》)，所以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章句下》) 将人性善的理论推广到政治领域，就是“仁政”的学说，这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入之政矣。”(《公孙丑章句上》)即先王有同情他人的善心，所以才实行爱护百姓的“仁政”。孟子极力鼓吹“仁政”，是由于他对战国时代的社会状况极为不满，残酷的兼并战争和暴政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而孟子对这种悲惨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章句上》)、“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也”(《公孙丑章句上》)。“仁政”就是国君能够“与民同乐”，使人民的生活安定幸福，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在经济上减免赋税，实行井田制，使百姓有固定的“恒产”。二是在政治上选贤任能，宽省刑罚。三是在文化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使百姓知仁义、“明人伦”。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但他却赞同反抗暴政、救民水火的统一战争。针对当时诸侯都想一统天下的心理，孟子指出，实行“仁政”，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必定能够一统天下，即“仁者无敌”。 孟子的“仁政”学说，包含了对人民的重视，即民本思想，也就是说把人民看作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民本思想是孟子学说中最光辉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人民要比国君重要得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句下》)。国君若暴虐害民，那就是独夫民贼，人民完全有理由将其推翻，所以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下》中说：武王伐纣，是“诛一夫纣”，而不是“弑君”。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对我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总结和提高，虽然这种思想与现代思想尚有差异，但仍然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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