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个深信人生必须有爱、自由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 失败英雄。 我们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我们也无法承载他那惨酷的失败。 他的诗都是久经传诵的名篇,他的心永远是人间四月的天空——徐志摩,我 们新时代的新诗人,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没有他的诗坛 是寂寞的。本书选编了他诗集中的一部分,它删除了徐志摩的所有译诗,仅 保留徐志摩创作诗这一最精华和最亮眼的部分,并增加了50余首新发现的佚 诗,称得上是一部真正的徐志摩创作诗全集。 |
| 我社出版的《徐志摩诗全集》是迄今海内外最完整的版本,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发行量已逾十万册,成为受人瞩目的畅销书和长销书。 由于书价偏高,限制了部分读者的购买热情。为了让志摩诗歌的芬芳飘送得更远更广,我们请原编者顾永棣先生新编了志摩的诗,并以比较低廉的价格面世,以满足各个层面读者的需求。 这本书与《徐志摩诗全集》不同。首先,它删除了徐志摩的所有译诗,仅保留徐志摩创作诗这一最精华和最亮眼的部分,并增加了50余首新发现的佚诗,称得上是一部真正的徐志摩创作诗全集。其次,它采用编年集诗的方法,把徐志摩的250余首创作诗分为七集和一个附录,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既重现了志摩自编本的风采,又为志摩新编了三集诗卷,实属难得。 相信这本新书会受到热爱徐志摩诗的读者的喜欢。 |
| 《徐志摩诗全集·后记》 首先要向读者释疑,早在1987年我在浙江就出版过《徐志摩诗全编》,为何又要在上海再出《徐志摩诗全集》!?这两本书是一本书吗?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我万万没有想到却偏偏又发生了的一桩公案;说具体点是著作权问题,说宽泛点是社会公道问题,既是社会公道问题,那我就有责任向社会披露真相,顾不得谁爱听、谁不爱听,谁拍手、谁跺脚了。 我在浙江出版的《徐志摩诗全编》是一部相当畅销的书,开创了国内现当代诗歌类图书发行量之最,这部书又在华东获得了优秀图书一等奖,在全国又获得了“金钥匙”奖。由于这部书的成功,引发了那家出版社一系列其他全编本的相继出台,应该说我这本书对浙江那家出版社来说,也算是“有功之臣”了。 然而,“有功之臣”的命运常常很惨:伍子胥、文种、韩信、萧何,不是都被他们的主子杀的杀、逐的逐吗?一本书虽然微不足道,不能与历史上的功臣相提并论,但遭杀戮的命运却是一样的。 1990年(实际为1989年),浙江那家出版社又抛出了一本同名的《徐志摩诗全编》,编者署名梁仁,在读者群中造成了混乱,我也大吃一惊,原来梁仁是“两人”的谐音,此“梁仁”正是我《徐志摩诗全编》本的两位责任编辑。朝秦暮楚地变一套把戏,读者哪有不被搞糊涂的。 为了弄清真相,我耗费了大量时间把“梁仁”版拿来与我编的版本逐字逐句对照,结果是:同一出版社,同一书名,同一书号。 连封面色彩、设计、字体、引文均相同或相近。再对照内容: 梁仁版内诗作96.5%取自拙编,余下3.5%左右来自读者的补充。 梁仁版考证材料有93%摘自拙编。 梁仁版注释有75%左右窃自拙编。 后来得知,梁仁版的所谓手稿就是拙编本的剪贴。 编书有时比著书更为艰辛,尤其是编徐志摩的东西。他英年早逝,留下的四部诗集,存诗仅137首,其他一百八十多首用了近十个笔名,发表在早年的报刊杂志上或书信日记里,要在当年的书山字海里去勘探,去梳爬,这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也是艰辛乏味的。由于他的笔名多,也是一大难关,因为同一时期,还有不同作者用同一笔名的。我之所以肯花大功夫,是因为徐志摩在过去是位聚讼纷纭的人物,而评议作家的最重要依据,是作家的作品。我想通过展示他的全部诗作,在客观上为公正评论这位有争议诗人提供依据,同时也可保留一笔文学遗产,为今后出版徐志摩全集,铺平道路。 责任编辑掌握着作者(或编者)的全部研究成果和资料,他们的责任应该对书的内容负责。也由于职业优势,责任编辑和出版社还掌握一部书的出版大权,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如果容忍责任编辑凭借职业优势把掌握在他们手中的研究成果或资料改头换面后占为己有,无异于外科医师凭借手中手术刀在病员体内任意割取器官来变卖。这是一种知识掠夺,是腐败现象在文化出版界的反映。 我很天真,自以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诉诸法律就会赢得公道,谁知诉讼过程中惊涛迭起,缠绵纠葛了三年,其中两度被驳回诉状。我这个人有股犟劲,一旦认定了方向,鞭打炮轰也决不回头。得道者毕竟多助,上海版权学家朱妙春主动提出义务为我伸张正义;上海版权处处长任彦和柳三泓律师以最低收费标准,在百忙中为我任辩护律师;杭州青年律师马骏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本案呕心沥血,呼号奔走;中国著名"m9家张佩霖教授多次来信提供法律依据,鼓励我不断上诉。还有不少知情的读者也纷纷伸出友谊之手。有阴影也会有阳光,我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俞建明身上也看到了希望。但最后还是一纸“御状”,才夺回一份公道。耗人时间无异谋杀,我为耗费三年宝贵时光而难受,也为讨回公道之艰难而深思。写到这里,第一个问题就有了答案,我这本《徐志摩诗全编》是在浙江遭“杀戮”之后投胎到上海的。 至于《徐志摩诗全编》与《徐志摩诗全集》是否同一本书呢?其内容后者多于前者,编例上也有区别:全编是结集本,它的优点是七个诗集中有四本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云游》)保持了作者的原貌,另将搜集到的佚诗又新编了三个诗集(《花雨》、《拾遗》、《集外译诗》)。而上海的“全集”本系编年体,它以作者写作或发表年月顺序排列,可以展示志摩诗作的全部过程,以便读者了解他艺术发展的历程和思想演变的经纬脉络。 从内容上讲,上海的“全集”本前后共增加了佚诗29首,是迄今海内外徐志摩诗集中最完整的一个版本。在上海版的全集中又修正了“全编”本中的一些错误:《在心眼里的颜面》、《To Life》、《送他的葬》、《多么深我的苦》这四首诗是根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徐志摩全集·第一集》收入的。当时虽感到这四首诗不论是题目还是诗的艺术风格都不像是徐志摩的创作诗,但一时又找不到译诗的依据,所以就根据台湾版作为创作诗编入,现查证这四首诗是英国诗人托马斯·哈代的作品,是徐志摩翻译的。另外“全编”本中《花雨》集里有一首《威尼市》,此诗发表于1923年4月28日《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时徐志摩未注明是译诗,现查证此诗与尼采的同名诗《威尼斯》极类似,有可能是该诗的译作,故将梁宗岱先生翻译的《威尼斯》附在其后,供参阅。 在“全编”本中已得到读者认可之处都保存了下来,“全编”本中所附录的写作背景、小序、编者按语、作者附言以及与诗有关的书信、日记片断,对正确领会全诗有一定参考作用,故在“全集”本中不仅保存下来,进一步又有所补充和完善。对诗中地名、人名,今昔有不同译法的,尽可能注明其通译。作者在最初发表时与收入诗集时诗文有不同之处,尽可能对比注明,以见诗人为求一字之稳,捻断几茎须的苦心。 从以上所述可以知道,上海版《徐志摩诗全集》与浙江版《徐志摩诗全编》是两本不同编例的诗集,但前者比后者内容更丰富,脉络更清晰,注释等更完善。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我把志摩的译诗羼入他的创作诗中,一律按编年体排列,似乎显得芜杂。其实这是志摩自编诗集中的一个特色,他自编的《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以及《云游》都把译诗拌和在他的创作诗中,因此在“全集”本中仍保持这个特色,是理所当然的,是对作者原意的尊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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