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恐惧症
这会儿是星期天早晨。我听见拨号的“猫”嗞嗞响，像奏起糟糕的爵士乐，那是我妈在上网。我在浴室里。
最近，我发现我妈老在雅虎搜索框里输入一些压根儿没命名的精神症状：“青少年妄想综合症”，“想象力过分活跃症”，“习惯性敌意行为”。
如果你往雅虎里输入“青少年妄想综合症”，它显示给你的第一页是跟虚无妄想综合症有关的东西。虚无妄想综合症是孤独症的一种，患病的人认为自己已经死了。那网站挑了几句患者的话，放在显眼的位置。以前有段时间，在饭桌上，或者我妈问起我在学校过得如何，我的回答里倒真的夹了不少这类话，但我纯粹是为了安抚她呀。
“我的身体变成了一个贝壳。”
“我的五脏六腑都是石头做的。”
“我都死了好些年啦。”
但我现在已经不谈这些东西了。我越要假装自己是具死尸，她对精神健康这回事就越是遮遮掩掩。
我还曾经设计了些问卷让爸妈回答。那会儿是想加深对他们的了解。大概是像这样一些问题： 我可能会继承什么遗传病？ 我可能会继承多少钱，多少土地？ 假如你的孩子是收养来的，等他长到多少岁，你会告诉他他的生母是谁？
a) 4~8
b) 9~14
c) 15~18 现在我快满十五岁了。
他们把问卷从头看到尾，不过从来没回答过。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用秘密分析法去寻找父母的隐私啦。
我发现的事情当中有一桩是，我爸的胡子虽说远看是姜黄色，可是你靠近了就会发现其实是黑色、金色和紫红色巧妙地混杂在一起。
我还发现父母两个月没做爱了。我是通过他们卧室的床头灯旋钮来监察两人的性行为的。假如他们做了，我是会知道的，因为第二天早上旋钮还会停在半亮的位置。
还有，我发现我爸正被间歇性的抑郁症所折磨：我在他床头桌下的藤条箱子里找到了一只装三环抗忧郁剂的空瓶子。这瓶子现在还藏在我那一堆旧变形金刚中间呢。抑郁是一阵一阵袭来的，就跟拳击一样。爸爸就待在蓝角。
要察觉爸爸的抑郁几时又开始一轮，靠的全是我的直觉。有两个信号：第一，他清空洗碗机的声音从我阁楼上的房间都能听到；第二，他写字下手特别重，我们家那易擦洗的塑料桌布上隔了两三天还能看得出字印儿。 去瑜伽了。
小羊肉在冰箱里。 劳 去圣斯伯利了。 劳 请录下四频道晚上九点钟的节目。 劳埃德 我爸不看电视，他只录些节目下来。
而要察觉一轮抑郁什么时候到了头，也有若干方法：要是老爸说起俏皮话，或者假扮同性恋或东方人。这些都是好兆头。
为了未雨绸缪做好规划，从父母一有精神问题的年纪就有所知觉，对我可是很有好处的。
我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描述我妈的状况。她很幸运，因为她的精神问题可能会被人们误认为是性格特点：友善，有魅力，并且很温和。
关于人性，我从独立电视台周日早上的聊天节目里学来的比她这一辈子学到的还要多。我跟她说：“你就是不肯处理人际关系里的真空状态，”不过她可不听。
有证据可以表明，我妈的精神问题得归罪于她的工作。她在郡议会的法律与民主服务部上班。同事很多。他们办公室有一条规则，到你生日那一天，你就得负责带上你自己的蛋糕去上班。
如此种种，又让我回到药柜前。
滑开玻璃门，眼前映在玻璃上的脸也随着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装处方药膏的黑白盒子、泡泡胶纸包装的药片，还有用棉花封口的褐色瓶子。有止泻药、克霉唑、百利通、盐酸苯海拉明、愈创甘油醚，外加看着叫人起疑心的整体药方：山金车酊、海胆亚目、圣约翰草，以及风干的芦荟叶。
他们相信我有些情绪问题。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愿再拿自己的问题来烦我。他们似乎并不明白，他们的问题已然变成了我的问题。我的泪腺很脆弱，大概是从妈妈那儿遗传来的。假如她迎着微风走，眼泪就会从外眼角流出来，一直滚落到耳垂去。
我已经打定主意，让父母敞开心扉的最佳方法就是给他们一种印象：我情绪很稳定。先告诉他们我要去看诊疗师，然后向他们报告他或她说我基本上很健康，只是感觉与父母疏远了，所以他们应该更加慷慨地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我听。
离我家不远有一个诊所，那儿有各种各样的诊疗师：物理的、心理的，还有职业疗法的。我掂量着哪种最不容易惹麻烦。我的身体很棒，于是就挑了安德鲁•戈达德医生——理学学士兼理学硕士，他是一位理疗师。
拨电话过去，是一位男秘书接的。我告诉他我想预约安德鲁医生，时间得早，因为之后我还得去上学呢。他说可以给我安排在星期四早晨。然后问我来过诊所吗，我说没有。于是又问我知道地方吗，我说知道，就在秋千附近。
我发现黄页簿里还有侦探事务所，真是吃惊。真格儿的侦探事务所哦。有一家还有这么一句口号：“你跑得了，可是藏不住。”我把页角折了起来，日后找起来方便。 星期四早晨。一般我都是让妈妈叫我起床，可今天我设了闹钟，七点响。蒙在羽绒被下，我也能听见它在屋子另一端嘀嗒作响，像咩咩叫的小羊。我把它藏在一只塑料箱里，里头装的原本是坏掉的游戏手柄。这样一来，我就得跳下床，走到那一头，循着声音把它从箱子里揪出来，然后才能啪一声揿下按钮，叫它消停。这个妙招是过去的我设计并且演习过的，那个人冷面无情起来可真是不得了啊。
听着闹铃，我想起了汽车警报。每当有载重货车驶过，它就哭嚎起来，活像个机器娃娃。
那辆汽车的主人是住在我们下面一条街——格罗弗兰兹街十六号的男人。他是一个泛性恋。什么东西都能唤起泛性恋者的欲望。不管有生命的还是没生命的，都没啥两样：手套、大蒜，还有圣经。这人有两辆车：一辆大众波罗，平日里开；还有一辆莲花艾丽丝，重大场合开。大众是停在他自家房前的，而莲花停在房后，我们那条路上。这辆莲花是我们街上唯一一辆黄色的车。它敏感得不得了。
我看见过好多次了，他慢吞吞地走过后花园，推开门，拿着遥控钥匙对着街上按。然后哭嚎声就停了下来。假如是在深更半夜，他就抬起头来数数看街上周围房子窗户里亮起了多少盏灯。然后检查车有没有被谁划伤，用一只大手温柔地抚过引擎盖和车顶。
有一天晚上，从午夜时分到凌晨四点，它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嚎叫。第二天我还有格里菲思太太的数学考试呢，我得让他知道这种行为在我们这个街区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吃午饭的时候我回家了——考试考得很糟——径直走上街去，设法让自己在他那辆莲花的引擎盖上呕吐出一团东西。基本成分是蓝莓甜点。结果那天下午下起了暴雨，还不到下午茶的时间，这团“教训”就已经被冲刷殆尽了。
我下楼去吃早餐，爸爸问我怎么起得这么早。“我八点半要去看诊疗师——戈达德医生，他是理学学士，外加荣誉硕士。”我说得轻描淡写，仿佛这桩需要负责任的新任务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他往燕麦粥上切香蕉片的动作停在了半空中。剥开的香蕉皮摊在他的手掌上，不然手就会被往下劈的勺子切到。这是一个懂得成熟姿态的男人。
“哦，好呀。对你有好处，奥利弗。”他一边说，一边点头。
爸爸推崇筹备工作；他会把燕麦先放在冰箱里过夜，好让它更容易吸收半脱脂的牛奶。
“没错，不是啥大事儿。只是觉得有些事想聊聊，”我接着说，还是放松得很。
“很好，奥利弗。要不要钱？”
“要。”
他便掏出钱包，递给我一张二十、一张十块。什么时候花的是爸爸的钱，我弄得清，因为他会把二十的钞票像叠被子一样折起边儿来，这样放进钱包才服服帖帖，不露出边角让人看见。同样会叠钞票的还有盲人。
“八点半，”他看看表说，“我开车送你去。”
“就在沃尔特街，我自己走过去。”
“没事儿，”他回答，“我想送你去。”
在车上，爸爸对我态度十分温和。
“真是高兴，”他看了一眼后视镜，打了右转灯，驶上沃尔特街，“你这么做了，奥利弗。”
“没什么啊。”
“不过你知道，如果你想聊的话，我跟你妈都是过来人，经历了不少事，说不定我们能帮上忙呢。”
“什么样的事？”我问。
“你知道——我们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天真，”他一边答，一边用眼角余光瞟了我一眼，这其中的意味简直只能是指性派对。
“很乐意找时间跟你们聊聊，爸。”
“噢，那可太好了。”
我面露微笑，因为想让他相信我们刚刚谈得很融洽；他也面露微笑，因为他以为自己是个好父亲。
爸爸把车停在诊所外面，看着我走过门前的空地。我对他挥挥手。他的脸绷得紧紧的,半是骄傲，半是悲伤。 这家诊所怎么看也不像医院。倒是让我想起格兰家的房子：楼梯上安着扶栏，地上铺着地毯。墙上挂了一幅脊椎图，那家伙直直立起，就像一条蝰蛇马上要射出一股毒液。照着路标，我找到了候诊室。
前台没人。于是我便去按钉在桌上的门铃。旁边写着“如需帮助请按铃”。
我按个不停，直到听见楼上传来脚步声。
我从报架上拿出一份《独立报》，在伊登泉冷水机旁的座位上坐下来。我口不渴，但还是给自己接了一杯水，其实就是为了看半透明的浮标汩汩作声地飘到水面上来。
这种座位是为矫正坐姿设计的。我挺直了背。假装在读报纸。活像坐在通勤车上。
一个声音响起，说我一定就是塔特先生。我抬起脸看去，这人正站在我面前，拿着一块文件板夹。他生着一双大手。我认出他来了。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填下这张表格，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啦，”他说，把手里的文件板递给我。“你住在十五号，没错吧？是吉尔的儿子？”他又问。
我认出他就是格罗弗兰兹街那个泛性恋。真叫人吃惊，泛性恋居然也能作前台接待。
我冒出一种冲动，想留个假地址，不过把这念头压下去了。
“嗯，很好。请跟我来吧。”
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放了一张担架床，角落处还立了一具骷髅。房间里除了我俩没有别人。泛性恋在医生的座椅上坐下来。
“对不起，不知我有没有介绍过自己。我是戈达德医生，”他伸出一只手，“不过，请就叫我安德鲁吧。”
他的手凑到我眼前，看上去更大了。不是真的变大——只是焦距比例的缘故。
“那么，”他扫了一眼我填的表格，“奥利弗。你怎么啦?”
我告诉他是背部出了问题。背痛。
“行。如果你不介意,把衣服脱掉——只穿短裤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你检查了。”他说“我们”，指的其实是“我”。
我告诫自己别感觉有被骚扰的危险。我又没什么特别的吸引力；他向一台打印机求欢也是一样的。
我脱下鞋，然后是牛仔裤，不过袜子还穿着。接着把套衫跟T恤一块儿脱下来，节省点时间。
“背不好通常都跟生活方式有关系，”他在键盘上敲了些什么，“你是不是老坐着啊？”
“在学校得坐着，”我回答，“回了家，到阁楼上的卧室里还是坐着。”
他点点头，又侧过脸去看电脑屏幕。
“你们那条街上所有的后花园，我都能看得见，”我告诉他。
他正眯着眼睛读什么。
“是吗，”他说。
他不停地敲下行箭头键。
我等他领会我说的话。他停下来，转头对着我，点点头，眨眨眼，然后指着我的腿说：“奥利弗，对你这个年纪来说你可是太高了，股骨也很长。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的椅子都不适合你。”
我把手搭在大腿上。
“你会发现自己经常低头垂肩地坐着，要么就是老往后靠。”
我在椅子上挺直了背。
“你跳到床上去，我们再瞧瞧怎么办。”
他说“跳”，其实指的是“坐”。我坐上床，两条腿从床沿垂下来，晃来晃去。
“你知道泛性恋吗？”我戒备地问。
他顿了一下。“不，我想我不知道。”他绕着床走到我背后去，“是不是对坛坛罐罐有意思的人呀？”
这是句玩笑话。
说话时，他的手指在我背部上上下下地拿捏，活像蜘蛛爬。“干吗问起这个？”
“你认识隔壁邻居吧？就是住在十五号那个男的？”我又问。
“你是说谢里丹先生？”
“他是个杀马狂。杀马狂就是爱屠杀马的人。”
他不作声。揉搓着我的大概第六块椎骨。
“你介意面朝下躺下吗，奥利弗？脸可以就搁在这儿。”他满可以说“俯卧”的，还省了几个字呢。
他指了指一个小洞，跟马桶座圈有点像，就在床的一头。
“这儿吗，安德鲁？”我问。
他点点头。我肚子朝下躺了上去，从小洞里探出鼻子来。
“现在我要把床调低些，奥利弗。”床开始下降了，一瞬间竟像个活物。我在想，他说自己不懂“泛性恋”这个词，是不是在撒谎。
他在按摩我第八块椎骨一带。“我跟谢里丹先生挺熟的，奥利弗。”现在按摩到我脖子附近了。“他是个油漆装饰工。”
然后轮到第九根椎骨。
“安德鲁，他有一双杀手的眼睛，一身杀手的工作服。”
我妈说如果你想记住别人的名字，就一定得在初次谈话时至少叫他们两次。
我只能看见一小块浅蓝色地毯。想着往它上面吐口痰。或者想办法让自己呕吐。
他稍稍加大了力道，揉捏我的脖子。
“十三号那一家人是拜火……”被他在背上施力，我一时接不上气来，“拜火教。拜火教是古代波斯的一种前伊斯兰宗教。”
我忍不住哼哼唧唧起来。但愿他别以为我是在享受快感。
“嗯，我敢肯定他们是穆斯林，奥利弗。”他更加用力地按了按我的脖子。假如我想吐，还真能吐。
“好啦。”他说。一台机器哔哔响，好像关掉电视机时的声音。“现在我要给你的背部做超声波检查。”“超声波”是什么意思，我可不明白。一般碰上这种事，我会把这个词写在手掌上，不过今天这样的情形，我只好从里边咬住一大块腮肉，提醒自己别忘了。
“会有点凉。”他说，果真感觉就像他在我背上打鸡蛋。倒也不能说不舒服。
我心里想着他所说的十三号家庭与十五号男人的话。还想着他如何摸我的背，又如何摸那具骷髅模型，还有他说我股骨很长。
简直就要吐出来了。
他拿一种感觉像腋下走汗香珠的东西把凝膏揉进我的脊椎。我还没到用走汗香珠的时候。奇普斯说同性恋才用香珠。
“有一次我在你车上呕吐过。”我告诉他。他停下手来。
“什么？”
“在引擎盖上。不过没能留下来，因为下了场雨。”
“你吐在了我的车上？”他说，就像在跟婴儿讲话。
“没错，我是吐在了你的车上。那辆黄色的。警报响了一整夜，所以我想教训教训你。”
我真觉得要吐了。脸开始麻木。哔哔声又响了起来。估计是他把什么东西关了。我听见他走来走去。此时的我毫无防备之力啊。时不时还能瞅见他脚上的懒汉鞋。随后他停了下来。我等着他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
“你可以坐起来了，奥利弗。我们已经好了。” 接下来，医生对我好极了。他告诉我说，我的身体棒得很，背也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还给了我一个撑腰的东西——意大利腊肠形状的靠垫，他说这是因为他希望从此以后咱们能交个朋友。 回家开门时，我把靠垫藏在套衫下面。
妈妈在家里等我。她坐在倒数第二级楼梯上。
“怎么样？”
“很好——我真感觉轻松极了。”
她的头发吹得半干。发稍的棕色看上去比发根更深。
“那就好。你还会再去吗？”
“不了。检查的结果是我只不过有一点童年时的心理创伤罢了。没花多长时间就弄明白了。他说我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我感觉跟父母不够贴近。他们跟我分享得还不够。”
她盯着我看。她今天穿的是一件难看的紫色羊毛衫。
“套衫下面是什么东西？”她问。
我低头瞧瞧胸，活像一只桶。
“是一只新枕头。”
“什么？”
“好让我晚上睡得着。我一直睡得不大安生。大半要怪你。”
“给我看看好吗？”
“不行。我说谎了。其实是色情杂志，卷成筒了。”
她眯起眼睛看我。
“告诉我套衫下面到底是什么，奥利？”
这种时候我真庆幸自己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正是利用父母目前的姿态，我赌咒说——这是我自己的事。
“见鬼去吧！”我嚎叫一声，一跃冲过她身边，三步并作一步登上楼梯。感谢上帝，让我长了这么长的股骨。
我跑进卧室，在桌前坐下，开始动笔写一个小故事： 我们太阳系有九颗行星，其中最大的是土星。土星人是静默的生命。他们不开口，因为他们用思想交流，而非言语。
“我想待在自己房间里，”一个小土星人对他妈妈“想”道。
他妈妈立刻就明白了。她理解他的意思，地球人咿咿呀呀发出的声音根本无法取代这种交流。她知道他是想自个儿待一段时间——不用问他是不是有啥问题，不用替他担心，更不用把小册子摆得满屋都是。 舌头舔到口腔内壁上的咬痕。我搬出百科全书，查查“超声波”究竟是什么玩意。
超声波运用高频率声波来探测难以到达的人体部位。最早用于二战时期，对水下物体进行定位：深海炸弹、潜水艇、亚特兰蒂斯岛等等。
我第一次偷东西，是在伊恩•格里斯特的生日派对上，从他家的壁炉架上顺走了三英镑四十五便士。这钱我拿去买了一管橡胶粘合剂。
第二次偷的是我爸的《牛津百科全书》。还惹得我爸跟我妈小吵了一架。他说：“我每次用完都归回原位，可是——你瞧！——现在不见了！”
第二天他出门买回了这书的两本精装本；一本黑色，一本深蓝色。
“好了，”他说，“这回我给你也买了一本。”
我听见书给砰的扔到她桌上。
过了几个月，等我妈出差开会去了，我把他那本老百科全书放在我卧室外面的楼梯口。单等着他发现。书翻开在一一二页和一一三页之间，这两页上有个词条——“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心理学家里昂•费斯汀吉于一九五六年首次提出，与他的认知一致性假说有关。
认知失调指各项认知之间对立的现象。 认知一般是指某种想法、信仰或者态度。 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互相对立的认知会形成动因，促使人脑接受或发明新想法、新信仰，或修改现有的信仰，以此将认知之间的失调（亦即冲突）最小化。 我爸读完这个词条，也没点评一句，就一声不响地把书插回我的书橱里。
去年我生日，爸爸给我买了一本口袋版《柯林斯英语词典》。可它单单能放得进一个特别设计的口袋。
去年圣诞节，爸爸送了我一本血红色的《罗格斯同类词词典》，圣诞袜给塞得方方正正、鼓鼓囊囊。他要是灵光一闪想出了简单又讨巧的礼物，办起来就是这风格。
于是每当我想透过窗户偷窥邻居，手边便有不少参考书好用。
我住家里的阁楼间，我们的房子部分归我爸妈所有，部分归银行所有。
我们住在一幢三层小楼里，小楼正在半山腰，山势还挺陡峭，门前一路石阶，可以拾级而上。这一带被叫做欢喜山。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像画格子似的建起了这个街区，弄得所有的房子全面朝一个方向，望出去就是海湾。爸妈告诉我说我面前的景色美得不可思议，可我压根不吃风景这一套。
斯旺西的形状就像一座圆形剧场。而市政厅活像个坐在前排的人，头上戴着顶难看的钟塔帽。
我爸喜欢从一楼他们的卧室眺望阔克渡轮从芒布斯灯塔后开出，慢吞吞地驶进海湾。
“阔克儿来啦，”他会叫道，简直像是在介绍游戏节目的主持人。
我则喜欢窥视格罗弗兰兹街上别人家的窗户，还有他们的后花园。我觉得自己评判起人的性格来，本领实在是了不得。
十三号那家人还是拜火教徒没错儿。
十四号那个丑陋的老女人患了十三恐惧症。她害怕十三这个数字。
十五号那个男人仍旧杀马成性。
如今又有了十六号的安德鲁•戈达德——既是完美的泛性恋医生，又是强迫性的说谎家。 星期天。我和爸爸在海角。那儿跟个泊车场差不多，停满了倒卸车、压碎机和巨型集装箱。天空一片水泥灰色。闻得到啤酒渣、醋和泥土味。
我把两只酒瓶高举过头顶，就像僵硬地抡起刷子。这儿有几分像公墓，绿色瓶子全是犹太人。也有棕色和透明的瓶子，不过远不如绿色多。我从板条箱里再挑出一只绿色瓶子，迅捷得颇有盖世太保的风格。
所有的家伙们都会给压碎、回收，再用来修高速公路。
“奥利弗，我们有件事情想告诉你，”爸爸一面把一纸箱花园垃圾倒进一只蟾蜍色的压碎机，一面对我说。
跟医生不同，爸爸说“我们”的时候，真是指“我们”，因为妈妈无处不在。
“谁死了？”我推铅球般扔出一只里奇堡葡萄酒瓶。
“没有人死。”
“你们要离婚？”
“奥利弗。”
“妈妈怀孕了？”
“没有，我们……”
“我是收养来的。”
“奥利弗！拜托！闭上你的臭嘴！”
我不敢相信他刚刚那么说了。笑得叫出声来。他显出慌乱的样子，脸也红了，手里握着揉烂的星期天报纸副刊摇个不停。我都不觉得好笑了，可过了好一会儿也止不住笑声。
不过爸爸接下来的话让我的大笑戛然而止。我一点也没料到：
“你妈妈和我决定：我们需要一个假期。我们已经订了复活节全家的机票。去意大利。”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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