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最新力作！同名电影将由华谊兄弟出品， 2009年首席贺岁片震撼登场！《风声》具有强劲的叙事力量；它探索人的 高度；它塑造超凡脱俗的英雄；它以对人类意志的热烈肯定和丰沛的想像 ，为当代小说开辟了独特的精神向度。 《风声》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特工往事，以“交响乐”式叙事方 式娓娓道来。是一部关于凡人与超人的小说，是人类意志的悲歌。透露” 了英雄的逻辑，天才的故事，鬼魅的细节，妖魔的风影…… |
| 快有十年了，我的生活一直局限在很小的网子里，不用去单位上班，亲人和朋友大多在千里之外，身边仅有几个朋友，平时也少有往来。我似乎喜欢上了独往独来的生活。其实也不是喜欢，是无奈。一个人待在家里是够难受的，但出门去忍受别人的各种习惯，或者让别人来将就我，似乎更难受。我不吃酒，怕麻辣，也不打麻将纸牌(不会)，坐下来还喜欢一本正经地谈文学，要对上这样的人，也许比找同志还难。同志还有俱乐部或某些固定的活动场合，在成都，据说四川日报门前的阅报栏是同志们的活动地带，有点约定成俗的意思。有点以前那种英语沙龙的感觉。成都是个十分享乐的城市，遍地酒吧、茶馆、美食，中高低档一应俱全，工薪高薪、蓝领白领，都有各自消受的阵地。我待过七个城市，我可以肯定地说，成都人的生活是最灿烂的，灿烂得像罂粟花一样，有些奢靡，有些邪乎。但我还是很寡淡，跟儿子打打算术牌(我本人发明的)，下下军棋、象棋，成了我主要的娱乐。我的时间，除了正常的休息和昕谓的T作：读书或写点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如果一定要说，就是发呆，胡思乱想。 《暗算》就是胡思乱想出来的。 其实，我的小说多数是这样，是靠着一点点契机凭空编造出来的，没什么资料，也不作任何采访。以为这样弄出来的东西总不会有人对号入座，不会被历史责难。奇怪的是，这些年我几部稍有影响的小说都有人对号入座，他们以各种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指出我作品的种种不实或错别之处。有个人更奇怪，说我《解密》写的是导弹之父钱学森。奇怪踏上了旅程，更奇怪的肯定还在后面。《黑记》写的是一个姑娘，她乳房上长有一块黑记，黑记有点神秘，有性欲，触摸它比触摸粉红的乳头还叫她激动。这完全是个幻想加幻想的东西，但也有人来对号，找到当事医生，指控他泄密。真是对不起那位医生了，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晓，怎么跟我泄密呢?《暗算》就更不用说了，由于电视剧的火爆，来找我论是非的人更多，以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蛰居在乡下，因为找的人太多，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这些人中有位高权重的将军，也有准701机构里的那些阿炳、黄依依、陈二湖式的人物，或者是他们的后辈。他们中有的代表个人、家庭，有的代表单位、组织，有的来感谢我，有的来指责我。感谢也好，指责也罢，我总是要接待，要见面，要解疑答问。其实我要说的都大同小异，所以一度我就像祥林嫂一样，不时老话重弹。 这当中有一个人，他的来意有点暧昧，既不是来感谢我，也不是来指责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是来听我讲的，而是来对我讲的。他来自上海，姓潘，名向新，是个化学教授，年前刚从某大学退休，赋闲在家。他随意而来，却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浓重一笔。 是去年元月上旬，潘教授应邀来四川师范大学讲课，其间通过我朋友跟我联系上，并由我朋友做东，一起去郊外吃了一餐野菜宴。席间，教授谈理说文，妙语连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甚至把我和他的主业――小说和化学，两个南辕北辙的东西巧妙地连在一起，说：好的小说就是化学，对生活作化学处理；反之(差小说)则为物理，拘于事实，照搬生活。云云。对错姑且不论，但说法新奇，令人难忘。席问也谈起《暗算》电视剧，他说他刚看过，上海电视台正在播，每天三集，他跟着看了一道，后来又买碟子将第三部《捕风者》重看一遍。以他的学养和智识，一个东西看上两遍，那东西基本上就成了他的，大小情节，包括细节，无不通晓。他没有做好坏评价，只是问我这个故事有无m处，并恳请我实话实说。对一般人我不一定会如实招来，但对他这种智者，我担心招摇撞骗会被他识破，加上碍于朋友的情面关系，我不便妄言，只好如实相告。 坦率说，《暗算》的第一部《听风者》和第二部《看风者》的故事，尚有一定原型，比如第一部里的瞎子阿炳，源于我家乡的一个傻子，他叫林海，四十岁还不会叫爹妈，生活不能自理，但他目力惊人，有特异禀赋，以致方圆几公里内，几千上万人的个性和家史，他都可能通过目测而知而晓，朗朗成诵。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刺瞎了他灵异的眼睛，让他的耳朵变得无比神奇。至于第三部《捕风者》的故事，真的，纯属是虚构的，如果一定要问出处，勉强有两个：一个是记忆中的老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另一个是曾经在北京盛行一时的杀人游戏。两个东西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寻找凶手，我甚至怀疑后者本身就源自前者。追根究底，是2001年，我们单位成都电视台要为建党八十周年拍部献礼片，让我写本子，我拉上好友何大草一起编了一个叫《地下的天空》的两集短剧，要说创作灵感就是电影《尼》，顶多是把故事革命历史化而已。两年后，我在鲁迅文学院读书，同学中风靡玩杀人游戏，我觉得很有趣，便激发了重写《地下的天空》的热情。《捕风者》的故事其实就是这样，是我借一个经典的套子，凭我擅长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对谍报工作的感情，反反复复磨蹭出来的。 潘教授听罢，久久沉默着。我猜想，沉默不是说他无话可说，而是意味着他有重要的话要说。果然，他在沉默后娓娓道来，因为经过沉默――沉思默想，他说的话显得更具学养而富有穿透力。他这样对我说：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故事，但是……怎么说呢，你如果有兴趣，不妨听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绝对是真实的，历史上有记载。我不能说我的故事一定比你的精彩，但我相信你听了后一定会吃惊的。可以这么说，在你编织那个故事前，上帝已经编过一道。我曾以为你是根据史料改头换面编了你的故事，仔细想来也不会，因为你恰恰是把史料中那些最精华、最出彩的东西丢掉了。对不起，请容我说一句冒犯你的话，我个人以为，你的手艺比上帝差多了。” 接下来，教授用半个小时跟我大致讲了他的故事，我听后简直惊呆了。毫无疑问，他讲的故事比我的精彩多了，精彩十倍!一百倍!!我当即要求他跟我详细讲一讲，他说最有资格讲它的是这个故事的当事人，他们好多人现在都还在世，包括他父亲。他说我如果确实感兴趣的话，可以跟他走一趟，他保证我一定不虚此行。 何止是不虚，简直是满载而归――我找到了《捕风者》故事的原型!欣喜的同时，我也称奇不已：一个凭空虚构的故事居然有原型!嗬，难怪有人要找我的小说对号入座。以前我一直觉得奇怪，我，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人，只凭一时兴起胡思乱想出来的故事，为什么总有人来对号认领?现在我明白了，是因为生活大于虚构。虚构和生活的关系，我想，大概就如孙猴子的跟斗和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关系，你翻吧，看你能翻到哪里去。 事后，我有理由相信潘教授对我不是随意而来的，他蓄意而来，并以他的方式达到了他的目的：让我来重塑捕风者的故事和形象。我不得不承认，与我虚构的故事相比，这个故事显然更复杂，更离奇而又更真实。潘教授的父亲潘老等五个人在半个世纪后，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依然言之凿凿地向我提供了相同的内容，相同的程度犹同己出。这在我的经历中是第一次，是例外。所以，我也例外地对它的真实性有了足够的信任和坦然。 |
|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此刻在想什么，也不知道明天的天气会如何，是晴到多云，还是雨过天晴？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后又被弄得不知道了。所以，我现在干脆什么都不想知道，只想一言蔽之――这世界是神秘的。 我得这个奖，我认为是替这个神秘的世界又加增了神秘的内容。我是说，我和这个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关系，我几乎想都没有想过。说真的，四十岁前我渴望得奖，庄重文奖，冯牧奖，鲁奖，茅奖，省内的奖，省外的奖，我都暗自念想过。但是现在，从四年前起，我改变了自己，我不再念想那些奖。为了安慰自己，我非常刻意地记住了一位文学大师的话，这位大师说：得奖总的来说是满足虚荣心的，既然是满足虚荣心，那么不得也罢了。但奇怪的是――也可以说神秘的是，从那以后我断断续续得了一些奖。为了体现我的成长和成熟，我不允许自己在奖状面前喜乐，我套用大师的话对自己说：那不过是满足了虚荣心，虚荣心总的说是要克服的。我尽量保持平常心，把因为得奖而可能异动的心熨得服服帖帖。 但是此刻――或者确切地说，从得知有此刻的那一刻起，一种喜悦按捺不住地浮沉在我心间，像花香之于花开一样。这有两种可能：一，我四年来对自己改变是假的，起码是不彻底的；二，是这个奖已有的荣光击垮了我，就像我以前部队的一位首长，他在一只装满百元大钞的坤包前弩张剑拔，虎虎生威，但一天晚上当这只坤包换成一只麻袋时，他变得谈笑风生起来，轻浅的笑容，期许的目光，称兄道弟的平易近人。这是他垮掉的形象，我一点也不欣赏。鉴于此，我不知道得这个奖是我的幸，还是正好相反。 我得奖是因为《风声》，这是一部我用大脑写出来的小说。我一直简单地认为，小说有三种写法：一种是用头发写，一种是用心，还有一种是用脑。用头发写的人叫天才，写出来的东西叫天赋之作。天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从冬瓜藤上结出的西瓜，横空出世，无法无天，可遇不可求――一般说来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一遇。所以，这没什么好说的，也没人能说得清。可以说一说的是，用心写还是用脑？这是个问题，而且我们有选择权。 我知道，要想留下传世之作必须用心写，我们平时谈论的那些经典名著大多是用心或者是用心又用脑写成的，光用脑子是无论如何写不出这些传世巨作的。但用心写经常会出现两个极端：好的很好，差的很差，而且差的比例极高。那是因为大部分作家的心和大部分人差不多，荣辱要惊，爱恨要乱，欲望沉重，贪生怕死。相对之下，用脑写可以保证小说的基本质量，因为脑力或者说智力是有参数的，一个愚钝的人总是不大容易掌握事物的本质，分辨纵横捭阖的世相。我很希望自己能够用心来写作，同时我的智力又告诉我，这可能不是一个用心写作的年代。用心写作，必须具备一颗非凡伟大的心，能够博大精深地去感受人类和大地的体温、伤痛、脉动，然后才可能留下名篇佳作。但这个年代用李敖的话说：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我不相信我的心在这个潮汐一般的市声以无以复加的速度和力度，汹涌地遮蔽心灵的年代里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独秀于林。当我看到周围人的欲望和黑暗被无限地打开，喧嚣得连天上的云层都变厚了，地下的水不能喝，身边的空气污浊了，我更加怀疑自己的心早已蒙羞结垢，因为无论如何我不可能比大自然更了不得。统而言之，我不信任我的心，所以我选择用大脑来写。 用脑写，通俗地说是把小说当作一门手艺活来做。1944年，博尔赫斯通过给一本小说集命名的方式宣称：小说是手工艺品。这让不少小说家们心惊胆战，一时间遭到各路豪杰的无情抨击。是啊，感天动地的小说――心灵艺术――怎么可能是手工艺品呢？事实上，我敢肯定，博尔赫斯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的，他所以这么说只是一种态度，是对小说家们日渐疏离技艺的一种质疑，一种不满，一种嘲笑，一种呼唤。说到底，把小说说成手工艺品，是对小说的一种退到底线的说法，是对小说家注定应该遵守的纪律的强调。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小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庸、弱智，缺乏教养，我们很在乎写作速度，却不在乎笔下人物的长相、口音、身份，更不要说人事变迁的逻辑道德和心理坐标了。我记得李敬泽曾讽刺我们小说家都是地铁司机，只管一路狂奔，把人拉到目的地了事。他认为小说家应该是三轮车夫，一路骑来，丁当作响，吆五喝六，客主迎风而坐，左右四顾，风土人情，世态俗相，可见可闻，可感可知。我用脑写，就是想当一个三轮车夫，把各条路线和客主的需求研究透，然后尽可能以一种服人的实证精神，给客主留下一段真实的记忆。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是我们小说家的基本功，也是我们想让小说可能承载其它意涵的物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是假的，破的，你往里面装最救命的东西最终都是要漏掉了，更何况今天的看客似乎并不需要救赎，起码是不愿意被蛮横地救赎。我认为，我们不少小说对读者的态度是有些粗暴和蛮横的。 最后，我还是要说，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因为喧嚣和混乱而变得更加神秘，我什么也不知道，虽然说了这么多。谢谢大家用心倾听了一只可能被病毒感染的大脑输出的微弱声音，我把它看作是对我的鼓励和奖励，并因之感到无比幸福。谢谢大家！ 2008-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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