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三分之一就这样在希望、失望、战争、仇恨、焦虑中过去。如何在强权与复仇中为我们共居的世界寻求一个较安定的未来，人们逐渐觉悟到通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宽容与合作是一条必由之路，而理解、宽容与合作的前提是对话。
2003年岁末，在给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贺信中，联合国教科文所属文化政策与跨文化对话司司长卡特林娜•斯特努女士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多样性世界宣言”，指出这一宣言已获得前所未有的广泛接纳。它来源于2001年“911”事件后的觉醒，而文化交流正是新的全球化现象的轴心。她论证了“多样性”（diversity）、“对话”（dialogue）和“发展”（development）三者（即3个“D”）的关系。认为文化的多样性绝非僵化不变的“遗产”的总和，而是鲜活的、可更新的人类财富，是确保人类生存延续的一种动态过程；她强调在本来即是多元化的社会中，每一个人不仅必须认识到各种形式的"他者性"，而且也应认识到他或她的自我身份确认中所存在的“多元性”。她的见解极富启迪，我们在本期发表了贺信全文。
要实现这种新的对待“他者”和“自我”的关系，就必须跳出百年来古今中外相互对立的各种争执，从新的高度来看待一切。汤一介教授的《走出“中西古今”之争，汇通 “中西古今”之学》一文对此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金丝燕的《合唱与隐潜：一种世界文学观念——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态度》则是超越“中西古今”，站在世界文学高度来讨论现代性中国文学的一个实际范例。龚刚等三位博士关于“力”与“仁”的讨论也是从全球角度出发来讨论“全球治理”的。自从2000年《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出版以来，“全球治理”一直是一个十分热门的全球话题。三位年轻学者的讨论颇有深度地展示了中国青年一代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思考。
本期重点讨论的还有另一个全球性问题，即如何消除“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相互隔绝的问题。斯诺的“两种文化”论点不但在当时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而且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法国著名物理学家莱维-勒布隆教授指出十九世纪以来，人类被划分为科学家与大众两类，前者被视为普遍与总体知识的拥有者，后者则被认为无知、缺乏分辩能力、需要灌输知识的对象。莱维-勒布隆教授认为这其实只是一种错觉，因为科学家除了在极狭窄的领域内拥有一些专业知识之外，对其他学科来说，与大众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他提出科学必须重返文化中心。孙小礼教授的专著《文理交融--奔向21世纪的科学潮流》一书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反思，指出作为整体的西方文化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正在被分裂成自我封闭的“两种文化”，即以科学知识和技术操作为核心的自然科学文化，以及围绕着人文研究所展开的人文文化。其结果是，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各自抱有偏见，使两种文化处于分离和对抗的状态。她认为必须承认科学与人文的不同，努力促进这两大知识领域的理解和交流，同时重视蔡元培先生多年前提出的“融通文理”的教育理想，才是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两种文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此外，读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札记和评《人文主义：全盘反思》两篇承接了上一期的“大学改革论坛”，也承接了更上一期的“纪念白璧德逝世70 周年”，两篇都有与当前现实紧密相关的创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科学院院士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南音》，它扎扎实实地超越了中外古今，其资料掌握之丰富，见解之深邃，2003年在银川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首次报告时，就已是语惊四众，今天再看，仍然感到有很多收获！ |
内容加载中，请稍后...
商品评论（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