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化现场》是南方周末记者文集。 在《中国文化现场》一书中，通过张英对名人的采访，你会发现，陈道 明、冯小刚、葛优等人的故事，的确很激励人。张英的提问，如此犀利又如 此坦率。在他的逼问下，一个个名人被迫撕下伪装，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原 来，在盛名与辉煌之下，他们成功的过程竟也如此琐碎和庸常。这一点，会 给我们日常的坚持增添一份信心与安慰。 |
| 在路上 我想做一个伟大的记者。直到现在，我才确定记者是我的终身职业目标。 作为记者，我的名字是2002年12月5日在《南方周末》上出现的。那篇稿子是《大陆运台文物都有一个“故”字头》，采访的是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带我进《南方周末》的是向阳，我被视为有一定经验的记者进了文化部。《南方周末》的门槛高，我和所有进《南方周末》的同事一样，从零开始干起。 开始我和所有的进入《南方周末》的记者一样，不习惯。《南方周末》没有职业培训，也没有采编手册。在北京的记者站，实行的是完全松散型管理，每周去一次记者站，开评报会报选题。从报选题到采访、写稿，完全是记者自己联系、安排。习惯了被管理的我，突然到这样一个放羊式管理的报社，非常的不习惯。好在过了两个月左右，我就进入了工作状态。 我接下来写的是4个版的专题：为2003年春节推出特刊“金庸影视”专题，从《射雕英雄传》开始，到正在拍摄中的《天龙八部》，我采访了张纪中、鞠觉亮、李亚鹏、周迅、周杰、胡军、周晓文等人。不久，因为关于北京永定门的报道《北京开门》，我通过了《南方周末》的试用期，正式成为《南方周末》的记者。 翻阅2003年的报道，《冯小刚：我要拍艺术片了》、《戴思杰和小裁缝》、《王志文这人》、《金庸：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以及《金庸的节日》、《崔健：因为恐惧，所以批判》、刘震云专访等这一系列文章算可以留在我的书籍里。那一年是摸索期，但我没有让《南方周末》的编辑失望，通过这些独家专访，慢慢我知道《南方周末》的新闻应该怎么做了。 之前，我在各家报纸干，无非是凭着年轻，身体好，勤奋刻苦，能写会跑，拥有一定的资源。任何有野心的年轻人都可在他的单位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但是，很快，你会发现，做一个勤奋的蚂蚁，是没有出息的，你得按照体制内的潜规则，先是成为编辑，再当副主任一主任一编委一副主编一主编，那是一个被所有人认可的价值和道路。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才华横溢的年轻记者，大部分人在几年后变成一个平庸的部门主任，想方设法往上爬，成为管理团队和既得利益者队伍里的一部分。没有人把职业记者当成终身职业，也没有这样的价值观。 只有《南方周末》，给了记者激情、理想和信念。到了2004年，我已经成为本年度发稿最多的记者。葛优、徐克、几米、沙拉？布莱曼、周迅、吴倩莲、赵宝刚、周星驰、德波顿、杨争光、贾平凹的专访，世界遗产大会专题，余秋雨专访及余秋雨文革调查应该算是那一年让《南方周末》自豪的报道。 因为文化新闻只在局部有影响，到了2005年，我开始调整，由电视、电影、娱乐、文学扩展到教育新闻，陈丹青离开清华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我独家抓住了这个机会，让他谈了大学艺术教育制度对艺术的危害。 在2006年，我开始放弃当作家的念头。《南方周末》文化部有数位高手，王寅是诗人、摄影家；夏榆是小说家、散文家；李宏宇是翻译家、影评家；周俊是旅行家、散文家；朱力远是小说家；向阳是剧作家。我的长项在哪里呢？与他们相比，我小说、散文不敢拿出手，再说我即使有这方面才能，凭着自知之明，也顶多算个三流的，但如果把精力花在新闻上，做一个职业新闻人，我有可能做到一流。 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在2006年里，我开始以职业新闻记者来要求自己。这一年我发稿达61篇，有《濮存昕：跳进“人艺”这锅粥》、《复旦自主招生》、《郭敬明抄袭案》、《卡拉OK版权收费》、《作协专题》等文化热点新闻，也有《出得了电影局，进不了电影院》、《长沙歌厅走出来的电视艺人》、《北京儿艺体制改革轨迹》、《洛丽塔从禁书到“世纪经典”》、《韩寒白烨之争》这样的文化现象观察和专题，有范小青、胡戈、阎连科、莫言、余华、陈忠实、武和平、胡因梦、潭恩美这样的深入专访，也有《追寻那支西去的红军》这样的研究性题目。我拿了5个月度好稿奖、2个总编特别奖、1个年度新闻二等奖。 《南方周末》是一所好学校，这里有一支高水准的编辑队伍，和他们合作，锻炼了我的业务能力。从一个采访的准备功课、提纲的设置，到现场的采访技巧，还有后期的写作，我都获益匪浅。比如，通过和文化部的向阳、吴蔚、陈一鸣的合作，学到怎么写新闻；从新闻部的张捷和后来加入《南方周末》的袁蕾那里，学到了新闻的整体结构。我深深地感受到，在别的报纸干，我交出去的是原材料；在《南方周末》，我交出去的是作品。 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的发稿量达到了66篇。盘点一下，我保持了原来的传统，比如有郭敬明的官司案、新闻发言人、作协扩招专题，王卫平谈中国电视意识形态方面的专访，也有4个版的《大明王朝》专题，更有对老南京遭受破坏、文化部推行上岗证谋利的调查，还有《海艺辱师门全记录》这样的特稿尝试，也有关于慰安妇赔偿调查、上海教科书停用重编的深度调查；还有我打破部门壁垒，为新闻部民生版的选题贡献，比如《公民韩寒的交通问题》等，为此，我还获得了5个月度新闻奖、2个总编奖、《南方周末》的年度十佳员工奖和年度新闻三等奖、教育部新闻专题奖。 在2008年，我在职业记者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发稿量高达97篇，获得了6个月度新闻奖、1个总编奖，《张艺谋解密开幕式》获得《南方周末》的年度新闻二等奖，《中国制造李连杰》和《“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吴冠中谈中国美术现状》获得年度新闻提名奖。 2009年，我发稿91篇，获得4个月度新闻奖，2个集体月度新闻奖。我参与了中国梦，开拓周末图书出版项目。我获得《南方周末》优秀员工特别贡献金奖。这一年，我在访谈领域有明显的进步，比如关于许倬云、戈贝尔、刘小萌、奈斯比特、金冲及的访谈；在热点人物上，我也没有放过，比如葛优、库恩、季羡林、张艺谋、莫言基本上都是独家专访；在热点事件上，我对社会热点名人做广告立法解读专题，张爱玲小团圆专题，文化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专题、香港电影北上专题、知青专题、世界音乐专题、《新闻联播》改版专题基本上都是厚实呈现。 有时候，和新闻部或者和经济部的同事聊起来，听到他们认为文化部的采访容易、写稿容易，我就觉得是一种误读：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很多时候是凭着惯性在工作，因为它往往是在事件发生以后才开始，你只要顺着事件的逻辑，把真相和前因后果查清楚，写出来就好。不管采访多少人，你是一个简单的采访，甚至是三言两语的采访。 而文化部做的新闻呢？通常是公众知道的人物，每一次采访都要有新料出来；通常一个热点有几百家媒体采访，可见有多难。为一个人物，采访两小时，资料收集和采访提纲可能是两到三天的准备，加上采访、写作，可能是一周。时政、社会、经济新闻的竞争对手有那么多吗？ 2010年开始，是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第八个年头，受报社委托，我负责图书出版方面的开拓工作。可能我不会像以往7年里那样写那么多稿子，但对于我以后的每一篇新闻报道，我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写出代表《南方周末》高水准的稿子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像已有的《南方周末》记者那样，能够把名字铭刻在中国新闻史上。 虽然我已经38岁了，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记者，我的路才刚刚开始，我希望能够永远保持激情和动力，保持一个人在路上奋力奔跑的姿势，就像《南方周末》的那几句广告语：你见到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我的时候，我和新闻在路上。 |
| 张英：南瓜泡沫第一猛人 傅剑锋 我相信张英的祖上应该是三国猛张飞。 我作这样的推测是有依据的。《南方周珠》(以下简称“南周”)云集了国内媒介诸多猛人，但张英居然猛冠“诸猛”，打破了南瓜泡沫(南周内部戏称)该死的“两三定律”与“高级”定律，这在南周史上是罕见的。 南瓜泡沫的所谓“两三定律”是指，哪怕是一些很牛的记者，也只能“各领风骚两三年”。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往往做记者越久，精神与体能的消耗就越大，追求更高更好作品的心理压力就越大，结果造成事事“举轻若重”、一些成名的牛记者在两三年后出现精神倦怠、写稿数量下降的情况。这其实不只是《南方周末》，也是不少成名的职业记者会出现的迷茫。 但张英打破了这一“定律”，2005年来，在《南方周末》多年写稿量保持全社第一。并且，每年总有数篇稿件能获年度报道奖项。在当下浮躁的中国记者圈中，35岁后还在做记者的人已经很少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记者是年轻人才能顶得住的活儿。但张英，这个三十七八岁的“老男人”，却以傲视年轻人的活力，创下了这样的猛人记录。我等惧怕“两三定律”的诸辈不由颇感困惑：这人怎么能这样猛啊？除了是猛张飞后人，还能不能找到更好解释？ 张英打破的另一定律是南瓜泡沫“高级定律”。所谓“高级定律”是，被评上《南方周末》高级记者的诸君，往往会在几年内走人，写稿数量也往往会下降。此前，这个定律几乎颠扑不破，这些精英的流失，总是一次次造成《南方周末》业务上的重大损失。一位我极尊敬的前高级记者曾打了这样一个比喻：每一个人的离开，都会在我们头顶的天空留下同样形状的黑洞。没想到，他说完此语的一年多后，也离开了南周。 造成这一“南瓜泡沫”定律的原因之一是，在南周这种业务至上的氛围中，大家往往对高级记者的作品评介严苛，高级记者的心理压力较大。心理包袱一多，往往出手过慎，作品数量下降也变得可以理解。另外，《南方周末》的高级记者在业界颇受追捧，也容易被其他媒体挖走。所以，南周同事开玩笑：“我还不想评上高级呢，因为我还不想走人。” 但张英在2008年评上高级记者后，至今还没出现“走人”迹象，其稿件总量仍在2009年保持了全社之冠，也仍拿了一个年度新闻奖项。 所以，试解一下“猛人之谜”，必是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八卦需求的好事。 张英稿件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名人有关。什么名人最近来事，什么名人就会很快出现在他笔下。并且，他从来不玩二手材料，从不作奉承式采访，从来不搞肤浅交流。不写则已，一写总试着把笔锋潜入名人的骨髓里。张艺谋、冯小刚、章子怡、李连杰、周星驰、濮存昕，他始终试图扒下他们的名人外皮，还原出一个真性情，让他们说真话。 他说，其实有时问得太狠，一些名人也会被他逼急。他和冯小刚、张艺谋都吵过架、翻过脸，但他总能和他们重修于好。他告诉我的法门是“真诚”二字诀。即使吵了架，他也仍会和他们发短信，作沟通，寄卡片。他所说的真诚还包括每次都是很敬业地对待他们，让他们不只是感到你是一名记者，还是一名可以给他们提供想法的建言者。他和冯小刚、张艺谋的交情是，当他看到一本好的小说或想到好的创意时，他会推荐给他们，他们也会从中受益。 但他和他们的关系并不是“贴在一起”的关系，而是“不离不弃不愠不火”的关系。该批的时候，他_并没有手下留情。奥运时，张英访了张艺谋几天几夜，搞出了全国独家的奥运开闭幕式大揭秘。但最近老谋子搞了个不三不四的《三枪拍案惊奇》，张英该批照批，写了火力很猛的《张艺谋批判史》。 当然，也有人说，张英稿量之所以高，就是因为对着名人，录音机一放就是了，写稿容易。但张英并不这样认为，其一是对名人资源的积累与维护，也是辛劳的重要工作。其二是，他认为，他做访谈也需大量的事前工作，没有庞大的事前工作与敏感性，是问不出好问题的。其三是，他认为，他的特稿与调查等方面的写作并不堕南周水准，如《黑户三十年》，虽然被毙了，但后来发在了《报告文学》上，反响颇大。 依我之见，如果把张英理解为一个名人采访专家，那就太狭隘了，他是一个对一切热点充满好奇的人。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这样的性格才决定了他非得做一名记者，并且是一猛人记者。 但他有时会因为一些同事的负面评价喋喋不休地倾吐委屈。我觉得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这种强烈的职业感，这种对职业荣誉的珍惜，使他不断地修整与提升自我――张英式的话语是这样概括的：“你丫觉得我做不好，我偏要做好给你看。” 他有如此好强之性，却没有“南周高级”的心理压力，猛题他做，我有时请他做一个民生小题，他也乐此不疲。他告诉我的话是：“我有平常心，我做对得起自己和报社的事。” 我似乎找到了“猛人之谜”的答案，就是他强大的内心。 可惜的是，他看似壮实的身体已经很不强大，他的身上到处是病。他一边像永动机似的亢奋工作着，对一切新闻抱有孜孜以求的热忱与好奇，一边却每天吃药、经常看病。 我曾劝他：“兄弟，新闻是无限的，身体是有限的，何必如此玩命呢？” 他笑谑着解释：“南周文化部有数位高手，王寅是诗人、摄影家；夏榆是小说家、散文家；李宏宇是翻译家、影评家；周俊是旅行家、散文家；朱力远是小说家；向阳是剧作家。我呢，我的长项在哪里呢？与他们相比，我小说、散文不敢拿出手。我如果一定要走那样的路，顶多也是三流作家。所以，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想做一名职业记者”，“中国不缺作家，但缺真正伟大、牛X的记者”。 猛人之猛，原来是因为有这样貌似低调的自我定位和狂妄野心。 (作者为《南方周末》资深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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