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伯奎编著的《大国小民――中国市民精神解剖报告》对中国人目前 的精神文化状态拉响了红色警报。 在中国的国家政治形象、经济形象越来越积极、越来越强大的同时， 中国国民的个人精神文化形象在世界舞台上却仍然常常显得消极、弱势。 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国民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国际环境的同 时，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丑陋”的指斥，目标所指。既包括暴发户式的 粗俗、张扬，也包括小市民的猥琐、自卑。种种迹象表明，我们这个民族 还远没有在精神文化层面真正觉醒。文化觉醒的任务凸显在我们民族的面 前，凸显在全体国民面前。《大国小民――中国市民精神解剖报告》对中 国市民文化与市民精神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思考，对中华民族如何从适应 封闭的“桃花源”转向适应开放的“地球村”，如何由“大国小民”的传 统文化逐步改造成“强国公民”的现代文化的必由之路提出了鲜明而犀利 的观点。 |
| 本书虽薄，但是写写放放，时间却前后绵延达10余年。写成之后，最初定名是“丑陋的上海人”。坦率地说，当时如此定名，多少有点“傍名著”的意思。因为在此之前，不仅国外已经不止一个国家有人写过“丑陋的×国人”，而且，从著作到作者在“被丑陋”的国家的反响都很强烈。至于我们这个民族，更有台湾的柏杨先生写过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尽管该书在大陆一度受到非议，但是最终还是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无论是文字作品还是电影电视作品，一旦达成轰动效应以后，再有人写同名作都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事。只是，我当时想“傍名著”其实是有点想“反弹琵琶”，说一点不一样的话。因为早在初读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之后，我就曾经翻腾过一些想法，当时非常奢望能够有一天当面向柏杨先生请教，其实，柏杨先生即使至今还健在，期盼和他当面交流，对我来说恐怕也只能是一种空想。现在，我自己也年过花甲，回头一看，潜心读书大半生，自己也已经出版了三个系列14部多种学科著作，出版的文字总量也早已达400余万字，自觉对人生的理解也早已形成了比当年更为深刻的看法，于是积多年来的一些观点思考，终于写成了这本尽管很薄但我愿意称之为专著的第15部作品。 在该书撰写过程中，我又决定将书名改为《别丑陋上海人》，之所以决定这样变更，是因为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我逐步明确了这样一种理念：对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域人群、阶层人群而言，简单地以“丑陋”还是“俊美”作出评价，固然各选定各自的角度，各拥有各自的立场，但是深入思考，恐怕这些观点还是有失浅显而价值不大。因为这种定性结论无论褒贬，往往不仅都有“以偏赅全”之嫌，而且多为静态的定性结论，这有点像孩童时代看电影，银幕上一出现人像，立刻就会问身边的家长：“是好人还是坏人？”随后这个孩子就会根据家长的提示戴着定色眼镜来观察这个人物。可是，等到他自己长大了，慢慢就会明白这种追究的幼稚所在：因为，即使只是静态定性考察，好人也是会有缺点，也会做错事甚至可能触犯法律的；而所谓坏人，也是自有其具体的作恶，自有其个性的表现，甚至也有良好表现的一面。况且，如果再进一步转向个人动态发展考察，则好人也可能最终会给社会留下“晚节不保”的遗憾，而坏人也并不罕见“立地成佛”的惊人突变。 进而又发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或者任何一个地域的居民群体，没有哪一个能够完全合槽地符合“丑陋”或是“俊美”的全称判断的。据说当年，《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出版后，有一次柏杨先生在国内某地演讲时，听众中有人向他建议：“如果将《丑陋的中国人》更名为《中国人的丑陋》就好了，就不会引起这样强烈的不满了。”柏杨先生当场回答：“不，还是《丑陋的中国人》好！”由此不难理解，柏杨先生之所以坚持以《丑陋的中国人》定名，也是自有其文化根源的，那就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一种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刻意追求，而并不是对中国人极度厌恶的全称判断。 其实，真的穷尽材料去论证上海人究竟是“丑陋”还是“俊美”，比如说，最后终于推出一个结论《丑陋的上海人》或是《俊美的上海人》，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定性为丑陋又如何？评价为俊美又如何？上海人真的从此就丑陋或者俊美而不再改变了吗？生命是鲜活的，历史是涌动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地域的人群，其实无不是很难“一词以蔽之”地作出全称判断的。只有确立并保持一种动态评价的眼光进行动态的进程考察，才是本书可能产生积极的文化推动力的价值所在。 可是，当我把按照新的理解写成的《别丑陋上海人》和朋友做交流时，却发现仍然不能摆脱对方提出“你要我们别丑陋上海人，那么上海人到底丑陋不丑陋”的追问。也就是说，尽管我努力使得对上海人的剖析评价摆脱“丑陋不丑陋”的萦绕，但是，别人听来还是觉得你仍然在“丑陋不丑陋”的圈子里打转，显然，这一更名并不成功。 后来有一次，在某地讲学，一位学员评价我的理论角度说：“老师，你这是用第三只眼在看周围世界啊！”就这么一句话，竟然使得滞涩已久的困惑豁然开朗，继而思考良久，终于敲定书名《第三只眼看上海人》，不久又改为《三只眼看上海人》――三只眼，显然凸显了一种全新的态度，既不是褒奖也不是贬斥，而是一种多角度的透视、多角度的思考，多角度的剖析，最终推出一个多角度综合考察的立体化结论。 当这本小书几经周折，终于投给东方出版社以后，接到编辑以“大国小民”为书名出版的建议。我当即回复邮件，同意这一更名。这不仅是因为这个书名更加大气，而且更凸显了我多年思考的一个核心理念，这一核心理念就是：要把“大国小民”的传统文化逐步改造成“强国公民”的现代文化，这是我们民族能不能在精神上走出自我封闭的“桃花源”，转而迈进全面开放的“地球村”――必须完成的千年使命。 在确定将此书最终更名为《大国小民》以后，本书上篇中详加剖析的上海人，在书中处于什么位置首先就成了一个问题。反复思考，最后还是将板块整体保留。因为本书中所谈及的上海人，主要还是指生活在上海社会下层的市民群体。由于上海从一个渔村起步，开埠历史短暂，所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上海市民多为内地移民。他们来到上海闯世界，往往只能从社会底层开始，又因为社会地位低下而每每被冠之以“小市民”，但是，他们数量极其庞大，所以，不但对于上海地域文化的形成一直在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在影响着上海的整体形象，又由于他们与内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上海的市民文化与内地的市民文化既有所不同又一脉相承。正因为如此，在某种意义上，上海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不同表现也就彰显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未来发展。由此进行延伸思考，上篇中对上海市民的剖析与把握，对于彰显全书主题就这样具有了“管中窥豹”的以点带面的示范价值。 是为前言。 |
| 我的第15部专著 把这样一本不过十几万字的薄薄的小册子称之为“专著”，也许会引发不以为然的反应的。确实，从书名看，也不过是几个小时就能快速浏览的通俗读物，也要硬撑是专著？然而，反复斟酌，还是想把它定位为专著――一部读者对象可以扩大到社区居民的――我的第15部专著。 本书作者的最高学历也就是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毕业，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不是恢复高考，我这个已经30岁的原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也就不可能进人大学，更不可能挤进大学教授的行列了。大学毕业以后任教欧美文学十余年，1993年职称至副教授，如果不是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的人生轨迹上升空间也就趋于萎缩――至多熬到正教授以后，一般也就很难再有什么新的作为了。 回顾我的人生之路，总觉得冥冥之中，似乎有着一股力量在前拉后推地迫使我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1978年上大学之前，我曾经干过油漆工、文工团员、铁路流动电影放映员，大学毕业以后在芜湖师专任教外国文学。此后第一次人生方向重大改变实际上酝酿了8年而起始于1985年（当时我连讲师职称还没有获评），在一连六次获得省市级演讲比赛第一名以后，我荣任“芜湖市演讲协会理事长”，在越来越多的应邀前去不同单位介绍演讲经验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兴起，于是决定赌一把――独立创建口才训练体系――转行搞口才训练，以更好地适应逐步深化的改革开放的未来形势。当时，全国高校均没有“口才训练”这一课程，于是我利用自己兼任班主任的“特权”，在自己的班上业余推展“口才训练”。这样，在专业上，我仍然还是外国文学教师，可是下了课，就是口才训练研究者。这个“两面人”角色一干就是8年，直至1993年获评文学副教授以后，第二年，我借教育部创建“教师口语”课程并在全国推展之际（该门课程第二编是“一般口语交际训练”板块，也就是俗称的口才训练板块），调往苏州铁道师范学院，从此，有名有分地开始专职从事口才交际训练研究。 在苏州八年，我一边坚持训练实践一边进行理论总结，全身心投入训练体系创建研究。成果一步一步地拓展，直至“野心”越来越大，决定独立创建“小学一成人口才交际递进式训练体系”。然而，在获评应用语言学教授以后，2001年，却因故不得不离开苏州，来到上海嘉定。 皇天不负有心人！2002年，刚到嘉定的我获得教育部批准，独立承担教育部普通高校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口才与演讲技能训练》的编撰，2004年我又应教育部语用司特聘，出任“全国中小学生口语交际能力评价标准”课题主笔专家。 从上面的2行字面看，我在嘉定的研究进展也很顺利，然而，冥冥之中推力再一次出手：2003年，我“被派遣”离开校园，进入嘉定区全职从事社区教育研究的指导工作。 对于这一工作，我起初的反应是愤怒，甚至想公开抗议。当年，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工作中的重要一项，就是知识分子专业归队以发挥其所长，我身为学有专长的学院唯一一名在编的应用语言学教授，为什么强行要求我离开学校？ 然而，在一个深夜读书时，我由社区教育中的“社区”一词的英文拼写“community”，突然联想起我多年前阅读《共产党宣言》时的一个久久无解的困惑……，于是，我突然由郁闷变得兴奋起来，从此不再郁闷，不再恼怒，至2005年进入社区教育研究领域的第3个年头，我出版了《中华文化与中国社区》一书，在书中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就是社区主义”。而当时，我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一发现，使得57岁的我又进入一个全新领域――社区教育研究，并由此开始社会学、教育学、文化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综合研究了。 此期间，我的学术研究又一次被迫开始“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尽管我不得不离开口才训练的课堂，从专职的口才训练教授被迫转为业余研究，但是由于前期积累厚实，2007年，我还是得以顺利出版了历时20余年独立创建的“小学一成人口才交际递进式训练体系”，全套9种9个等级，原创文字共计200余万字，分为两个体系出版。 与此同时，我迈开了另一条腿：社区教育研究。又因为这一原本来自欧美世界的社会学习服务形式激活了我曾经从事过的欧美文化教学研究积累，凭借前些年任教外国文学期间对于西方文化发展脉络的把握与理解，至2008年，我出齐了“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书系5种，总文字量达150万字，它成为我个人著作的第三个系列，这其中，《中华文化与汉语语用》以我的口才交际训练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提炼而成。中国语用学会会长、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何自然先生，曾经夸赞此书为他所见到的同类研究中第一部“用汉瓶装汉酒”（不是“洋瓶装汉酒”）的新作，老先生不仅为本书欣然作序，将其列为他的研究生弟子群的必读书，后来又在英国《话语与多元文化》杂志上撰写评论文章大力推介。至于《中华文化与中国社区》、《中华文化与圣经文化》则凸显了我的学术研究的跳跃性跨度，其中，在《中华文化与中国社区》中，我提出了《共产党宣言》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学解读原则；而在《中华文化与（圣经）文化》中，我提出了“《圣经》的非宗教文化价值解读”，同时将该书副标题设定为“面对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哲学思考”，该书于2008年出版以后，2009年，我应聘为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在其开办的国学班上主讲“面对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哲学思考”，课程名称就是“中华文化与圣经文化”。 时至今日，我总结出自己写书的一个习惯：有研究心得就及时记录下来，有时候连续记录多年也不知道自己写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是，终于有一天，“量变发生了质变”，突然发现积累的文字实际上是在思考一个前人没有思考或者没有完成思考的问题，于是整理编撰，交付出版。这也就是我的每一本书几乎都是起步于多年以前，但却可以在几年里集中出版的原因。 《大国小民》的书名虽然定的比较晚，但是，关于市民文化问题的思考却经历了20余年的反复思考，尤其是自己“从被迫转向自愿”，进而潜心从事社区教育研究的多年以来，在基层调研、交流，以及讲课、作报告的过程中，无数次地谈及“国民精神”问题，日积月累，心得渐丰，逐步提炼而成，所以尽管文字总量也许不太厚重，但其思考却是反复揣摩、细致掂量，所以，我还是愿意将其认定为――我的第15部专著。 诚恳期待批评，热诚欢迎交流，有兴趣者不妨登陆我的个人网站www.lbk―kc.com，那里有我的近况和学术研究的踪迹。 刘伯奎 2010-1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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