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绘本中讲述的故事，竟也得自于连环画，作者就是此类画种的老前辈贺友直先生，时值作者初中一二年级。
贺先生以西洋明暗的黑白衬擦，而不是用他著名的线描法，十分精彩地绘成了题为《孙中山伦敦蒙难记》这一小小的单行本，当年新华书店有售，小人书摊有借。r先生88m，看过随即消失，故事以及某些画面却深植作者心。至少在时隔二十余载后的1981年，当作者接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富春江画刊》寄来的同名脚本时，这些早年的视觉记忆无须召唤、适时地历历呈现在作者的眼前。然而闭目依稀可辨的影像，要具体画出来也谈何容易。当年的最大难处是汇集资料；现今人们从网络、从图书馆丰富而开放的库存，泛黄的历史陈照的大量开禁出版，几乎随手可以获取各个特定时代关于人物、场景、服饰等等的资料考证，这在当年是难以企望的。好在作者觅得一套四册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黑白图片，虽风马牛不相及，只能以推想加上演绎，居然拼凑成这篇发生在19世纪末的英吉利传奇。
作者交代以上资料的出处，是因为确乎肯定在作者的绘本中有数不尽的谬误。试想，当年刊登在《富春江画刊》上寸余见方，密集排列的看图说故事或许可以打马虎眼。如今吉林美术出版社慧眼发掘，并以“经典”的名扩大且精印出来，岂不扩大了这些“谬误”于众目睽睽之下？对此读者谅必能够体会作者当年的“困境”。
同样地，这也是一篇关于“人”处于困境的纪事；是关于人类在逆境之中如何自救互救的人性化章节j这也是为何它在作者的记忆中始终抹不掉，又因缘际会需要作者竭力去诠释表达的故事。从这一角度考量，即便场景置换、服饰不符、资料严重欠缺等等弊病也就显得无关紧要。
作者引为得意之处在于：作者对这篇动人纪事的整体认知，也许逾越了文革后期那个时代的普遍认知，即：伟人如孙逸仙者，当他顷刻之间身陷囹国，一个捕杀令已下达，一口引渡的木箱业已打造完毕，旅途的终点是直接通往清廷的法场，此刻伟人的无助无望、对生命的渴望应与常人无异，具有人类的普遍性。
每一次当作者面对国父孙中山的遗像，并凝视他的双眸——几乎在他的所有相片里，都能看到持重而明显的抑郁，那是忧国忧民之眼神，每一次这种眼神总能深深地打动作者。一个20世纪60年代过来之人如作者，总有太多对于无助无望，身处逆境又不知如何摆脱的切身感受；单单作者与孙先生隔空四目交视并从中得到的那份感动，便使作者如若神灵附身，作者知道该怎么样去画他。于是在20世纪l981年大夏天的两个星期中，作者置准备工作和资料尚不齐全等破绽于不顾，仅仅以本人处于逆境之体验，推己及人。凭着与国父孙中山双目对视的神交，很感性地画完了这一篇拨动作者心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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