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主要是记言，用口语写成，有着简练、晓畅 、雍容和顺、迂徐含蓄的风格。许多句子内涵丰富，用意深远，成为人们 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用语，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小不忍则乱大谋”、“道不同不相为谋”、“三军可夺 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至今都还被人们频繁引用，有着鲜活的生命 力。《论语》的许多篇章有着很强的现场感，寥寥数语，人物情态及场景 毕现。读着它，你会恍然以为自己正置身孔门弟子中，聆听着孔子的教诲 ，并不会感到太多的时空和语言的隔膜。这一切奠定了《论语》在中国散 文发展史和修辞学上的地位。本书为其译文。 |
| 《论语》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是孔子弟子及后学者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这部书大约最后编定于战国初期。因其成于众手，具体作者已难考定，但它是一部最集中地记载孔子思想的著作。 孔子(公元前552或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孔子原属殷商一族，先世是宋国的大臣，后迁于鲁。孔子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但他在早年还是接受了良好的贵族教育，对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十分熟悉。孔子天资聪颖，又极为谦虚好学，故而学识日进。到三十岁左右，已经以博学知名于世，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他一方面对以前的文化、思想资料进行系统总结，同时也结合春秋后期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对一系列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创建了儒家学派。 孔子早年曾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担任管理仓储、牛羊的小官，都能恪尽职守。因鲁国内乱，一度旅居齐国。后仍回鲁国收徒讲学，门下弟子达三千之众。年过五十以后，一度被鲁国国君委以官职，做到司寇，主管鲁国的司法工作。他希望加强国君权威，削弱卿大夫权力，与当政的季氏等三家大夫产生矛盾，最终被迫弃官离开鲁国。这段做官的时间，大约不超出五年。此后，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奔走各国，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诸侯国，并曾在卫国、陈国停留了较长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得到机会参与各国的政治活动，也没有找到贤明的君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般只是被供养起来装点门面，还有很多时候备受冷遇和迫害。在这段时间里，孔子坚持不懈地进行治学和教育，与弟子们反复探讨人生、社会的重大问题，留下了不少著名的言论。在公元前四八四年，经过大约十四年的流浪生涯之后，孔子终于重返鲁国，将余生的精力倾注于文化、教育事业。他一边继续讲学，一边整理文化典籍，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古籍进行删订，编成最后的教材定本。晚年的孔子在鲁国受到较高规格的礼遇，但仍没有得到真正的重用。生活上也迭遭不幸，独子孔鲤和两个重要弟子颜渊、子路都先他而去。公元前四七九年，孔子病逝于家中。鲁哀公专门写了悼词，弟子们为孔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守孝三年。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简单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想达到“仁”的标准，就必须“克己复礼”，通过对自己的克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要在社会上取得自立，在事业上顺畅通达，也要帮助别人做到这样。孔子的学生概括他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体现出一种关怀互助和平等相待的人文主义精神。总的来说，孔子将“仁”看作道德的最高准则，也是道德的总体，孔子还提到很多其他道德名目：如忠、孝、义、信、廉、俭等等。但在他看来，这些名目属于局部性的东西，能做到某项或几项，值得肯定，但还不能算是达到“仁”。“仁”的概念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它是理解孔子思想的关键所在。 孔子把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贯彻到政治领域，提出“仁政”的学说。他希望统治者“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反对对人民过分剥削、压榨，而提出富民、惠民的主张。他又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反对一味使用严刑峻法，而要先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通过道德感化搞好政治。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社会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的社会变动感到不满，希望恢复西周时的礼乐政治。但同时他也敢承认：社会政治制度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损益，进行局部的修正或改良。 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相对于天命而言，孔子更加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地位。从总体上说，孔子是尊重理性、否定迷信的，这一特点对数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 |
| 《论语》一书，篇幅虽不大，但却是研究、了解中国文化绝对不可不读的作品。宋人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可见它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论语》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而且很早就流传到海外，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诚可谓东方的“圣经”。 谈到《论语》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是与孔子的名字分不开的。孔子一生在政治上屡屡碰壁，得意时少，失意时多，但毕竟以道德高尚、人品出众、学问渊博知名于世，受到时人称颂。当时人说他是上天用来启发下民的“木铎”、多能的“圣者”。他的学生颜渊说：“孔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子贡赞美说：“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战国时，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成为世之“显学”，其代表人物孟子、荀子都对孔子倍加颂扬。西汉时罢黜百家，独尊儒学，孔子的地位被推戴到先秦诸子之上。大史学家司马迁专门在《史记》中为孔子立“世家”，将他抬到诸侯的地位，称颂他是“至圣”。还有的儒者称孔子是“素王”，即指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此后直到清代，儒学基本上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历代统治者都竭力尊崇孔子，为他建庙祭祀，赐给他的后裔封爵和特权，并给孔子本人加上“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等多种华贵头衔。孔子的名字，几乎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虽然历代的儒学经过某种改造，与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有了一些差异，但像孔子思想中强调德治、重视教化、轻鬼神重人事、积极进取等内容，一直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仍长期在历史上发挥着作用和影响。 孔子虽然博学多识，但却“述而不作”，除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外，自己并没有写出系统阐述思想的论著。而《论语》作为弟子和后学者整理的材料，却在这方面起到了弥补的作用。《论语》的内容，涉及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还记载了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细节。可以说，《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生平最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也就是《论语》后来能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西汉时，立《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书为官学，称为“五经”，它们都是经过孔子删订、整理的古代文献。《论语》在此时尚未取得与上述“五经”并驾齐驱的地位。根据零散材料来看，西汉人往往把《论语》等同于《孟子》、《墨子》等，作为诸子的一种，同时也把它看作辅翼经书的“传”和“记”。但到东汉，随着儒学地位继续上升，《论语》已开始进入经书行列，与《孝经》一同被加到“五经”之上，称为“七经”。《论语》、《孝经》两部书，篇幅较短，相对于深奥的“五经”来说也更加浅显易懂。故而在汉代，学子们大致识字以后，便读《论语》、《孝经》，为以后学习“五经”打基础。“五经”难度大，一般人毕生只能通一经，能通两种以上的很少见。而《论语》则是读书人必读之书，无论是否通经、通几经，必先通《论语》。唐代以《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九经”，其中又根据经文字数的多少分为大、中、小三等。在“九经”以外，《论语》和《孝经》要求所有读书人都研读，被称为“兼经”。唐代学制当中规定：大经和中经为分科必修，小经为选修科目，而《论语》、《孝经》则为共同必修科目。科举中有“明经”一科，无论主考何经，《论语》、《孝经》皆为共同必试科目。唐文宗开成年间，诏刻“十二经”，立石于国学。这“十二经”就是在“九经”以外，又正式加上了《论语》、《孝经》、《尔雅》三部书。宋代人又将《孟子》抬入经书行列，于是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十三经”。 在宋代，以程朱理学为主要代表的宋学兴起并盛行，将儒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宋学的特点，是轻名物训诂而重义理发挥，因此，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比较集中的《论语》、《孟子》等几部书，尤其受到宋代学者重视，地位开始超出内容繁琐难懂的旧“五经”。著名理学家程颐即非常推崇《论语》。他评价《论语》“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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