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振铎先生的这部著作，上起先秦歌谣，下迄清代的东西调，所包甚 广，为俗文学史一本划时代的名著。虽然它不能说是“空前绝后”的著作 ，但无论如何是最扎实、最有价值的一本中国俗文学史，而且长期没有一 本同类著作可以替代它。 本书是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专著，对中国历代 歌谣、民歌、变文、杂剧词、鼓子词、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子弟 书等等民间文学作了系统的梳理，材料丰富，引证广博。 |
|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曾以西谛、郭源新、落雪等笔名发表过多篇文章。他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求学，课余时间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思想上、文化上深受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的斗争中，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先后曾任多份刊物的主编，其文学作品在当时也颇有影响力，著名的如《俄国文学史略》(1924)，书中详细介绍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学理论，并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创作及其文学思想，在当时尤为难得。还有80万言的《文学大纲》(1927)，他把中外文学史和名著合在一部书中叙述，既开阔了文学工作者的眼界，也为当时的进步青年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中外文学的交流、比较和研究起了重大推动作用。1931年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重要部门任职。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 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了的杰出贡献，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重要倡导者之一，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另外，郑振铎对书籍的热爱，对文献的搜罗和保护，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其子郑尔康也回忆说父亲不惜代价，把所有的积蓄、稿费全都拿出来购买流落海外的珍贵古籍，并于解放后全部捐献给国家。梁羽生也曾评价说“他虽然主编了当年最出名的文艺刊物，‘盖棺定论’，与其说他是名作家，却毋宁说他是名编辑、名学人、名藏书家。”胡愈之也说他“在文学工作中，你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你都做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做出的那么多的贡献。” 郑振铎一生篇述很多。计有：《俄国文学史略》《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中国文学论集》《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文学大纲》，短篇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家庭的故事》，散文集《山中杂记》《佝偻集》《海燕》《欧行日记》《短剑集》《困学集》《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新月集》《灰色马》《飞鸟集》《沙宁》《血痕》《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猫》还人选中学教材。诗篇《我们是少年》。 《中国俗文学史》是郑振铎的代表作。 中国历来以诗文为中心，自晚清以后各类文体地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以诗文为中心的格局遭到强烈冲击，而代之的是小说、戏剧等为士大夫所轻视的文体，在两种文体的碰撞中，许多珍贵的俗文学作品被发现，这就为俗文学的研究打开了“花团锦簇”的大门。直至1938年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问世，它代表了当时国内俗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而郑振铎对俗文学资料的倾力搜集及其卓然有成，当时也是无出其右。然而此书生不逢时，上海沦陷期间，该书由迁到长沙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它问世时中国半壁江山战火弥漫，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报刊上的评论也不多；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又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和非议，此后有二十多年少有人问津。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满大地，此书才得以在大陆“重见天日”，上海书店、东方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曾影印或重排，并收入《民国丛书》、《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中。 郑振铎先生的这部著作，上起先秦歌谣，下迄清代的东西调，所包甚广，历代歌谣、民歌、变文、杂剧词、鼓子词、诸官调、散曲、宝卷、弹词、子弟书等等，为俗文学史一本划时代的名著。虽然它不能说是“空前绝后”的著作，但无论如何是最扎实、最有价值的一本中国俗文学史。 何谓“俗文学”？书一开始作者就做了这样的解释： “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关于“俗文学”的特质，书中指出六点： 第一个特质是大众的。她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为民众而生存，是民众所嗜好的。故亦谓之平民文学。第二个特质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其真正的创作者与其准确的产生的年月的。第三个特质是口传的。口口相传，她是流动性的，不曾被写下来，可以随时修正、改样。她的第四个特质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她未曾经过学士大夫们的手所触动，因此还保着鲜妍的色彩，但也因为她的未经雕琢，所以显得相当粗鄙俗气。第五个特质是其想象力往往是很奔放的，非一般正统文学所能梦见，其作者的气魄往往是很伟大的，也非一般正统文学的作者所能比肩。第六个特质是勇于引进新的东西。一切外来的歌调、事物、文体，文人学士们不敢正眼儿窥视的，民间作者们却往往是最早采用了。可以说，是郑振铎最先为俗文学下了定义。 中国俗文学的内容，既包罗极广，其分类是颇为重要的。郑振铎从文体上把俗文学分为五类： 第一类，诗歌。包括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等等。从《诗经》中的一部分民歌直到清代的《粤风》、《白雪遗音》等等，都可以算做是这一类里的东西。其中，包括了许多的民间的规模颇不小的叙事歌曲。 第二类，小说。所谓“俗文学”里的小说，是专指“话本”，即以白话写成的小说而言的；所有的谈说因果的《幽冥录》，记载琐事的《因话录》等等，所谓“传奇”，所谓“笔记小说”等等，均不包括在内。小说可分为三类：一是短篇的，即宋代所谓“小说”；二是长篇的，即宋代所谓“讲史”，例如我们熟悉的四大名著；三是中篇的，这一类的小说的发展比较晚。 第三类，戏曲。戏曲本来是比小说更复杂，更难写的一个文体。但在中国，戏曲的产量远远高于小说。分为三类：一是戏文，产生得最早，是受了印度戏曲的影响而产生的。二是杂剧，是受了戏文流行的影响，把“诸宫调”的歌唱变成了舞台的表演而形成的。其歌唱最为严格，全用北曲来唱，且须主角一人独唱到底。其篇幅因之较短。三是地方戏，范围极其广泛。 第四类，讲唱文学。一般的民众未必读小说，未必时时得见戏曲的演唱，但讲唱文学却是时时被当作精神上的主要粮食的。虽然其性质大抵相同，但门类极为复杂，包括：“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 第五类，游戏文章。这是“俗文学”的附庸。原来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大体是以散文写作的，但也有“赋”体的。 郑振铎又从不同时代俗文学的不同表现形式上对俗文学的演变做了明晰的叙述。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古代的歌谣最重要的一个总集是《诗经》，《诗经》在很早的时候，便被升格当作“应用”的格言集或外交辞令。我国古代相传的《诗经》其中一位编订者孔子便很看重“诗”的应用价值。“不学诗，无以言。” 俗文学发展到了汉代，因汉代的文学并不发达，作为汉代文学之中心的辞赋，上乘佳作很少，但刘邦时期的楚歌却大为流行，今人比较熟悉的即《大风歌》。随后五言诗代替楚歌而起，较为著名的是《古诗十九首》，作者非一人，也非一时，钟嵘也道“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其次，就是我们熟知的汉乐府中的民歌还有叙事歌曲，而汉代俗文学在散文方面发展极少。 有人说六朝文学是“儿女情长，风云气短”。又说是“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六朝的民歌，较之明、清民歌地位都要高。六朝民歌总名为“新乐府”，因之不复承汉、魏乐府的旧惯，而是从民间升格的，故以此称之。 六朝的“杨五伴侣”我们已经见不到，白居易的诗虽号称妇孺皆知，但还不敢引用方言俗语人诗，不敢抓住民众的心意和情绪来写，因而也就不够通俗，但在唐代还有王梵志、顾况、罗隐、杜荀鹤等人的作品存在，他们的作品才是为民众真正享用的通俗诗。此外在唐代赋也被利用作为游戏文章的一体，在民间颇为流行。 在敦煌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就算是“变文”了，在“变文”没有被发现之前，我们很难想象“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到底是近代的产物还是古已有之？而随着敦煌大门的打开，文学史中的一些难题也得到了解决。最早将“变文”发表出来的是罗振玉，而他对“变体”的称呼早前是“佛曲”，而后来又出现了非佛教故事的变文。变文在历史上的销声匿迹是在宋真宗时代，它的名称虽不在，躯体虽已死去，但它却幻身为宝卷，在通俗文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痕迹。 宋金的“杂剧”词和“院本”目录非常多，向来总以为是戏曲之祖，但其性质复杂，恰和被称为“杂”剧的意义相当，和流行于元代的所谓“杂剧”者毫不相干，以今语释之，或可算是“杂耍”同流之物。但杂剧词亡失的速度很快。 我们今日所知的最早受到“变文”影响的，除说话人的讲史、小说以外，要算是流行于宋、金、元三代的鼓子词和诸宫调。鼓子词仅见于宋，是当时士大夫受到“变文”影响之后的一种典雅的作品，用流行于宋代的词调来歌唱。而诸宫调却是大胆采用当时流行的新歌曲，改易“变文”的单调歌唱，取精用宏的后起之秀。 散曲是流行于元代以来的民间歌曲的总称。唐、宋词原来也是民间的歌曲，惟到了五代及北宋，已成了贵族的乐歌，到了南宋，已是僵化了的东西。于是散曲起而代之，大流行于元代，还是活泼泼的民间之物。 旧的调子死去，新声便不断的产生出来，填补空缺。当文人学士们把握住了《小桃红》、《山坡羊》、《沉醉东风》诸调的时候，民间却早又有了新的东西出来代替它们。当文人学士的作风走向死路时，明代的民歌却仍是活人口上的东西，生气蓬勃。而在时代中行进的还有宝卷、弹词、鼓词和子弟书。 清代的散曲更像是“明代的词”，除少数作品外，大部分都不能被之弦歌，散曲作家们的气魄也不复像元、明二代之豪迈。他们不是过于趋向尖新、鲜丽之途，在一字一句之间争奇斗胜，便是拘守格律，不敢一步出曲谱外，变成了死气沉沉的活尸。而清代的重要散曲自当求助于民间歌曲，而不能在文人学士的作品里见到。 郑振铎对俗文学资料的倾力搜集及其卓然成就，无出其右，他将文人学士们轻视的小说、杂剧、通俗文学等纳入文学主体之列，重新架构中国的文学史。回顾《中国俗文学史》，它开创性、奠基性地填补了我国俗文学史上的空白，虽然不能说它是“空前绝后”的一部著作，但却是同时代最丰富、最有价值的一部。该书也真实地将俗文学放在中心地位，对推动俗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俗文学体系”的确立，如一缕新风冲开旧社会的大门，更冲进了当时饱受旧思想折磨的年轻人心中。 正如作者所言，此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但其中也不免有一些缺陷和不足之处，因此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问题： 文章开头设问何为“俗文学”？作者指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作者的表述对于当时社会可以说已经很明确了，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是过于笼统，个人色彩浓重。作者把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大众文学等同视之，有失偏颇。要承认这几个概念之间存在共同处即我们所说的交叉点，但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对于作者的这种观点的产生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将郑振铎的俗文学观一竿子打死，而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作者的思想是与当时的时代紧密相关的，它又受到个人知识体系、价值观等的制约。尽管当今时代我们不同意作者这种“狭隘”的俗文学观，但无可否认他及其著作在整个文学史中的地位及其影响。正如作者所言“‘俗文学’有她的许多好处，也有许多缺点，更不像是一般人所想像的，‘俗文学’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无一而非杰作，也不是像另一班人所想像的，‘俗文学’是要不得的东西，是一无可取的。” 书中作者见解独特，这是和其深厚的文学积累、搜集分不开的。他自己在《劫中得书记新序》(1956年版本)也曾经说过：“我曾经想到两块图章，一块是‘狂胪文献耗中年’，一块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虽然不曾刻成，实际上，我的确是，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爱的。”其次是作者旅居欧洲期间有大量的游学经历，受国外新思想的影响较大，而作者也将这一新思想、新视角融入书中。如写鼓词的变化发展时讲到“这种趋势是原于社会的和经济的原因的”。 再次，书中还应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文学研究方面，郑振铎在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做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作者写道：“我们如果喜欢伊索的寓言，喜欢《列那狐的故事》，我们便会同样的喜欢这两篇《燕子赋》。这两篇性质是相同的，故事也相同，描写的方法却完全两样了；一篇写的很机警，写得神采奕奕，另一篇却是颇为驽下之作。” 总体说来，郑振铎所倡导和阐释的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广泛吸纳了西方的一些新见解和新视角，并结合了中国民间文学本身的特点和地位，从文艺学的立场、从文学史建构的角度出发，来表现“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特殊的地位，为“俗文学”的发展和保护起了奠基作用。 今天，我们重读郑振铎先生的著作，不能不为他书中材料之宏富，分类之细密，观点之新颖，对俗文学自成体系之阐述所折服。细读《中国俗文学史》可以领略一代文化大师的灼人风采。 本篇导言参考了大量文献，引用了许多专家的文字，在这里表示衷心的谢意。 |
| 第一章 何谓“俗文学” 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中国的“俗文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太狭小了，于是“俗文学”的地盘便愈显其大。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 凡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学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 “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 这话怎样讲呢？ 第一，因为正统的文学的范围很狭小，——只限于诗和散文。——所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的篇页，便不能不被目为“俗文学”，被目为“小道”的“俗文学”所占领。哪一国的文学史不是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中心的呢？而过去的中国文学史的讲述却大部分为散文作家们的生平和其作品所占据。现在对于文学的观念变更了，对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变文、弹词等等也有了相当的认识了，故这一部分原为“俗文学”的作品，便不能不引起文学史家的特殊注意了。 第二，因为正统文学的发展和“俗文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像《诗经》，其中的大部分原来就是民歌。像五言诗原来就是从民间发生的。像汉代的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哪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 当民间发生了一种新的文体时，学士大夫们其初是完全忽视的，是鄙夷不屑一读的。但渐渐的，有勇气的文人学士们采取这种新鲜的新文体作为自己的创作的型式了，渐渐的这种新的文体得了大多数的文人学士们的支持了。渐渐的这种新的文体升格而成为王家贵族的东西了。至此，而它们渐渐的远离了民间，而成为正统的文学的一体了。 当民间的歌声渐渐的消歇了的时候，而这种民间的歌曲却成了文人学士们之所有了。 所以，在许多今日被目为正统文学的作品或文体里，其初有许多原是民间的东西，被升格了的，故我们说，中国文学史的中心是“俗文学”，这话是并不过分的。 “俗文学”有好几个特质，但到了成为正统文学的一支的时候，那些特质便都渐渐的消灭了；原是活泼泼的东西，但终于衰老了，僵硬了，而成为躯壳徒存的活尸。 “俗文学”的第一个特质是大众的。她是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她是民众所嗜好，所喜悦的；她是投合了最大多数的民众之口味的。故亦谓之平民文学。其内容，不歌颂皇室，不抒写文人学士们的谈穷诉苦的心绪，不讲论国制朝章，她所讲的是民间的英雄，是民间少男少女的恋情，是民众所喜听的故事，是民间的大多数人的心情所寄托的。 她的第二个特质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我们不知道其作家是什么人。他们是从这一个人传到那一个人；从这一个地方传到那一个地方。有的人加进了一点，有的人润改了一点。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其真正的创作者与其正确的产生的年月的。也许是流传得很久了；也许是已经经过了无数人的传述与修改了。到了学士大夫们注意到她的时候，大约已经必是流布得很久，很广的了。像小说，便是在庙宇，在瓦子里流传了许久之后，方才被罗贯中、郭勋、吴承恩他们采用了来作为创作的尝试的。 她的第三个特质是口传的。她从这个人的口里，传到那个人的口里，她不曾被写了下来。所以，她是流动性的；随时可以被修正，被改样。到了她被写下来的时候，她便成为有定形的了，便可成为被拟仿的东西了。像《三国志平话》，原是流传了许久，到了元代方才有了定形；到了罗贯中，方才被修改为现在的式样。像许多弹词，其写定下来的时候，离开她开始弹唱的时候都是很久的。所谓某某秘传，某某秘本，都是这一类性质的东西。 她的第四个特质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她未经过学士大夫们的手所触动，所以还保持其鲜妍的色彩，但也因为这所以还是未经雕斫的东西，相当的粗鄙俗气。有的地方写得很深刻，但有的地方便不免粗糙，甚至不堪人目。像《目连救母变文》、《舜子至孝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等都是这一类。 她的第五个特质是其想像力往往是很奔放的，非一般正统文学所能梦见，其作者的气魄往往是很伟大的，也非一般正统文学的作者所能比肩。但也有其种种的坏处，许多民间的习惯与传统的观念，往往是极顽强的粘附于其中。任怎样也洗刮不掉。所以，有的时候，比之正统文学更要封建的，更要表示民众的保守性些。又因为是流传于民间的，故其内容，或题材，或故事，往往保存了多量的民间故事或民歌的特性；她往往是辗转抄袭的。有许多故事是互相模拟的。但至少，较之正统文学，其模拟性是减少得多了。她的模拟是无心的，是被融化了的；不像正统文学的模拟是有意的，是章仿句学的。 她的第六个特质是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凡一切外来的歌调，外来的事物，外来的文体，文人学士们不敢正眼儿窥视之的，民间的作者们却往往是最早的便采用了，便容纳了它来。像戏曲的一个体裁，像变文的一种新的组织，像词曲的引用的外来的歌曲，都是由民间的作家们先行采纳了来的。甚至，许多新的名辞，民间也最早的知道应用。 以上的几个特质，我们在下文便可以更详尽的明白的知道，这里可以不必多引例证。 P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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