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通过对历史人物事件的叙述，对比，用尽可能济的文笔，思路引 导读者思考。我们可以从文中古人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了解国人心态， 分析自己身上的文化DNA。 本书绝大多数文章发表于《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北京晚报 》《城市快报》《青岛日报》等报纸。一些文章被《意林》《特别关注》 等文摘杂志转载。 |
| 乾隆一辈子写诗4万多首，但一直只是个非著名诗人，对于诗坛毫无影响力。不过他在史学界却是个“狠角色”，他一道行政命令即确定《史记》至《明史》二十四种史书为“正史”，其他的史书便都沦为了野史。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被作为一项重大历史功绩彪炳千古。乾隆让正史成为“专卖品”，却有些出力不讨好，时至今日，非议之声依然不绝于耳。 “中国所谓的‘正史’，也正是圣人所歌颂的‘良史’。内容啥都有，就是缺少真。”这话是台湾作家柏杨说的。“我们读到的历史，是被阉割的历史。”这是内地作家毕飞宇的感言。类似的评价不胜枚举，可见乾隆在他的时代树立了“正史”的垄断地位，却无法使这种垄断深入人心。 正史无法让人信服，野史又多如牛毛、良莠不齐。于是为了寻找历史真相，人们往往争论不休。 除了史家自身的立场、角度容易造成信息失真外，“文史不分家”的习惯，也让史书中经常能找到虚构的情节，比如帝王或者“祸水”出生时，往往超自然现象频现，神鬼怪兽纷纷出场助阵。又比如，为了刻画某人有多好或者多坏，常常采用全知叙述，连人家小时候发生的隐秘琐事，居然都被史家侦探到了……在现实生活中，兄弟财产上不分家，往往容易惹起争议，而文史之间搞得太暧昧了，虚虚实实难免让人对真实的历史感觉一塌糊涂。 中国人看问题，喜欢从坏事里看出好事来，我们的历史常常让人觉得糊涂，这就让大家有了争论的题材和欲望。而吵吵嚷嚷之间，又能引来看热闹的“路人”，于是文史热就形成了。所以，“难得糊涂”在历史领域也得到了体现。 鲁迅在《阿Q正传》中有过这样一段描写：“阿Q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在关于历史的争论中，我们其实都很容易立于“不败之地”。比如看到某草根文化人用一些野史资料大谈历史，我们可以说他是错的，因为他竟然没有看过正史，根本就不算是文化人；而看到某名家在《百家讲坛》滔滔不绝，我们也可以嗤之以鼻，因为他引用的那段正史其实是伪造的，经不起推敲。可怜这些书呆子、老学究，他们居然不知道往往野史里才有被封杀的真历史。 读历史为了治国安邦，这肯定是极少数人的事情。读历史为了抬杠、猎奇，这类欲望通常也难以维持很久。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读历史有什么好处呢？我想是有的。 “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It has all been done before．”(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新鲜事，都是前人做过的)这是福尔摩斯的经典语录。读历史，可以让我们发现，自己的想法往往并不新鲜，自己的困惑并不独特。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古人都经历过和我们一样的人生轨迹。 老实人吃亏吗？相信许多人认为是的。在内心深处，不少人自卑地觉得自己是个老实人，他们也想学着奸猾一些。不过看看明朝的解缙，你就知道，生活中最吃亏的通常并非是纯粹的老实人，而是学别人玩计谋，骨子里却清洗不尽纯真的那些人。学好难，学坏其实也难。假如你没有奸猾的天分，就应该安心守拙。一辈子耿直如海瑞，一般别人也害不着你。 中国古代的名人，在人们心目中常常是“非人类”。比如关羽、岳飞差不多是神，他们身上处处放光芒，没有一点瑕疵；蔡京、严嵩之流是鬼，心灵肮脏得找不到一纳米干净的角落。这都是自古以来“非黑即白”极端思维惹的祸，而现在，随着国民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大家都不再轻信主流史家之言了，喜欢自己去寻找“真相”。这一寻找，很容易找到“神”身上的污点，“鬼”身上的亮点，于是颠覆就成了一种时尚。其实名人本就是凡人，卸去后人给他们化的妆，他们和我们的距离并不遥远。我们中许多人，假如机缘巧合，也有可能成为英雄或者奸贼。 关于史料的真假，往往争论不出一个标准答案。不过假如你抛开对于真假的注视，着眼于分析古人为什么这样写？常常可以看出一些微妙的国民心态，常见的社会心理。 传奇、小说、神话，常常被作为休闲消遣品，然而其中也包含着许多“遗传信息”。为什么我们对于狐狸精津津乐道？为什么我们对空城计特别感兴趣？通过那些久远的文字，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古人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身上依然活跃着古人留给我们的某些基因。 凡事皆有因果，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在故纸堆中就能找到原因。 朱辉 2010年5月 |
| 鬼话连篇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历来众说纷纭。说有，大多是自己想象的，偶有人声称亲眼看见过，旁人也将信将疑，怕他是发烧或者得癔症产生了错觉。说没有的，理由很充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科学实验证明鬼的存在。然而遇到较真的辩论家难免发难，地球上至今还没有活人是曾经死过一回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证明人死后不会变成鬼。 或许因为过去几千年里，科学尚不发达，“有鬼”派一直占据绝对上风，所以鬼文化源远流长。《礼记·祭法》载：“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日命。万物死日折，人死日鬼。” 肯定了做鬼是人死之后的下一步流程之后，国人就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规划开了。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于社会秩序井然的生活，最怕找不到“组织”，没有人管自己，于是，阎王就诞生了。 中国本土原本没有阎王，据说佛教从古印度传人中国后，阎王才作为地狱一把手被百姓广泛接受。中文“阎王”是从梵语音译过来的，本义是“捆绑”，引申义是捆绑罪人，也译作“阎罗(王)”、“阎魔(王)”、“琰魔”等等。 最初的阎王是兄妹二人，哥哥负责管理男鬼，妹妹管理女鬼。这很符合现代监狱制度，也很符合“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思想。然而，一位女同志居然可以担任与阎王并列的要职，这多少会让有些大老爷们觉得不合体统，于是渐渐地，地狱最高层被男性垄断了。女阎王是退休了，还是被罢免了？无从考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此话一点不假。阎王大约是在南北朝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到了唐朝，国家繁荣昌盛，地府也变得财大气粗起来。估计由于世人烧的纸钱太多，地府财政收入暴涨，于是“公务员”队伍也迅速发展壮大，地狱行政机构扩充为了十殿，十殿均有一把手，并称地府十王。十王各有名号，日“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卞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轮回王”，合称十殿阎王。在扩充编制的同时，这些新当选的阎王完成了国产化，都有了中国的姓氏。 民主精神和创新意识，一直是中国古代极为稀缺的东西，唯独在地府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是个例外。宋朝以后，民间居然为地府“创作”出一个在野党，与十殿阎王并存，从此有了民选的四大阎罗：包拯、韩擒虎、范仲淹和寇准。不知道两套体系怎样在一个地府开展工作，会不会经常发生矛盾？ 与人间“金字塔”形的政府组织结构不同，地府里高层领导众多，中层干部似乎不足。阎罗王殿里设置了文武四大判官，分别为：赏善司、罚恶司、查察司、崔判官。前三个都只是部门名称，只说明了职能，却没有相关负责人的生平履历介绍，唯有崔判官有具体资料可查。 相传崔判官名叫崔珏，唐贞观七年(633)进入政界，担任潞州长子县令。据传他“昼理阳间事，夜断阴府冤，发摘人鬼，胜似神明”。他受理的最著名的案例是“审虎案”。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某天，一老妪来县衙报案，说她儿子——一个樵夫，进山砍柴，被恶虎吃了……按说崔县令叫民政部门给老妪发放点救济，或者安排个低保名额即可。不料他居然跨物种发布了逮捕令，最后成功将老虎缉拿归案。公堂上，崔县令不知道用何种语言滔滔不绝宣读了刑事起诉书，老虎听后对自己所犯罪行追悔莫及，撞台阶自杀了。于是崔县令名声大振，死后有了资历进入阴间司法机构当领导。 鬼文化在夏周时期开始繁荣起来，但就地府人事变动而言，唐宋时期从阳间输送到阴间的“干部”最多。民选的四大阎王是宋朝人，崔判官是唐朝人，另一位大名鼎鼎的“赐福镇宅圣君”钟馗也是唐朝人。可见温饱之余，鬼文化才能不断丰富起来。唐宋时期，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比较小康，于是鬼文化因此也异常活跃起来。 与阎王、判官相比，钟馗的地位很特殊，不在人们约定俗成的地府行政体系之中。钟馗是自发维持阴间治安的志愿者，后来有了一些封号，似乎也只是荣誉称号，并不是官阶。 谈及中国鬼文化，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及，那就是蒲松龄，他的《聊斋志异》让众多基层小鬼成为了知名人物。《聊斋》里的鬼大多不吓人，事实上大多数“中国鬼”都不太吓人。国人讲究因果报应，不做亏心事基本上是不用怕鬼敲门的。《聊斋志异》里的鬼缠上陌生人，大多数情况是漂亮的女鬼爱上了英俊的穷书生，不仅不可怕甚至让人有几分神往。 从阎王、判官、钟馗到《聊斋志异》里漂亮的女鬼，再到香港僵尸片里行动不便的男僵尸，“中国鬼”始终有个特点：都有组织纪律约束，那些出来扰民的孤魂野鬼难免会受到阴问法律的制裁。也许因为缺少变化和想象空间，阴间和人间过于相似，传统的中国鬼故事渐渐吸引不了现代年轻人了。 相比于国产鬼，西方鬼似乎更有科学性。西方电影里的鬼以吸血鬼为典型代表，他们靠吸血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能量来源交代得很清楚，在西方做鬼也要遵守大自然能量守恒定律。没有了血源他们就会饿死，和人一样面临生存压力，做鬼也不得逍遥。西方鬼片里的鬼形象也很单一，或骷髅头或大獠牙，恐怖程度也很一般。 放眼世界鬼界，目前最让人上瘾同时最令人害怕的是“日本鬼”，日本鬼大多没有固体形状，依靠观众的想象力来吓人。人吓人吓死人，自己吓自己的威慑力往往能达到极致。因为无影无踪，镜子、门背后、窗户外……处处可以虚拟成像，一旦脑海里有了“日本鬼”的影响，每晚可以吓出一身冷汗。而且完全是DIY的，无须别人帮忙。 曾经困惑为什么“日本鬼”全是女的？后来明白了，女性的长头发、脸部化妆和服装都可以设计出无数种幻象，而男性基本上都是短发加西服，在形象上实在没有多大的操作余地。日本影片里的鬼常常出没于厕所、电梯、走廊……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经常要出入的地方，可以最大程度贴近群众。与中国鬼相比，“日本鬼”无组织无纪律，从不刻意选择害人对象，童叟无欺。你不惹她，她也要害你。她们生前大多遭受过巨大的不幸，似乎因此就形成了病态“鬼格”，疯狂地去害无辜的人……日本鬼片模式的流行，反映出人们对于社会秩序一旦失去控制的恐惧，同时也迎合了“我不幸，也要让你为我垫背”的东方式病态社会心理。 从与人间高度相似的中国鬼，到无所制约的日本鬼，其实都反映出东亚文化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视。只不过一个从正面让人们知道死后做鬼也得守规矩，一个从反面让人们了解一旦秩序失控，后果有多可怕。而西方人的思想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基础，他们的鬼其实是一种科幻生物体。 鬼是人的倒影，从鬼身上我们能了解不同的人。P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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