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来是要作篇序的，但又想序为“广予”，那么作品本身就是序，写写后记可也。二○○四年开头，这本书就开了头，二○○五年写了十万多，二○○六年开头才收了尾。古人讲好文章是凤头猪肚豹尾，我却写成了“猴头鸡肚狗尾”，猪年作记又等于狗尾续猪，作品无疑为一个怪胎异种。此前写作曾流产两次，第一次属于药流，流产了十多万，因为吃错了药，所以知错就改；第二次属于人流，流产了二十多万，因为无药可救，故一撕了之。这一次终于没有流产，后果是严重的——文坛要起“产后风”了。 三年里，世人只见我不飞不鸣，玩字弄文。其实，我何尝不鸣，呵佛骂祖，何尝不飞，上下古今，精神天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下笔成篇则迥异于世俗。整部小说几乎被长篇大论殖民地化，论说大都长得口惹悬河，要用引号引号都如活生生被拆散的一对鸳鸯，前一个在地中海洗澡，后一个还在北京城睡觉，偶尔短如吴头楚尾，引号引力依然无法达到，索性弃之不用，给思想宽衣解带，书中故有裸谈之谓。这部书里，有我的“呐喊”，我的“彷徨”，我的“故事新编”，也有我的而已”，我的“伤逝”，我的“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从千年史到二尺红尘(为了让那些老说我们涉世未深的老家伙们闭上鸟嘴，所以这么说)，我都横折弯钩地记了一笔，账房就设在青春的“且介亭”——学校，“准风月”与“伪自由”就是在这里交上“华盖运”的。 我看书全是闹着玩的。毫无神圣感，只有烟火气，尤其对于名著，数人是民主的看法，我只坚持我的看法，就比如说《红楼梦》我读了三百六十回，只记得故事里的人物死光，除此脑子里“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路遥《平凡的世界》，一部多么笨重的小说，于我一面之交而已，不是一页的一面，而是几十页的一面，这面子也够大了。读伟大的《神曲》，我忍气读了地狱篇，吞声读了炼狱篇，而到天堂篇就再没法忍气吞声而是伟大地扔掉了。真所谓“天堂不是我的份，情愿安分做人”。荷马是盲人，文如其人，看过《特洛伊》大片，才觉得他的作品翻译成盲文最好，在我看来世上根本就没有伟大的书，只有自己喜欢的书。 对于什么小说概论，我一概而论——那就是一概不论或者一概反对。我甚至不能清楚我把自己的这点东西叫作小说是沐猴而冠还是拿破仑加冕，好在小说这顶破帽子并没什么稀罕。怎么写和怎么也不写都归结于一个主题——你是自由的。就是康德席勒王国维所谓的文学游戏说，那也只不过是他们做的一些游戏。 文坛本来就是游戏场，是热闹地，是休闲娱乐蹦迪厅，文学本来就是闹着玩的，写着耍的，看着哭的笑的或者哭笑不得的。文学不娱乐，难道拿它来治头疼感冒肚子痛吗？文坛哪来那么多的闷棍们在假大空里共梦？什么文以载道，尼采说诗人用韵律的车辇隆重地运来他的思想，通常是因为这些思想不会步行，道自己不会走路，那它就只配与路合一，变成道路。不只是文学道路上，任何道路上，所有的经典都只不过是景点，所有的今天都要变成昨天，目不识丁是小文盲，为文所盲是大文盲，给大文盲们开开眼界，他们大可不必文化，而是需要人化。 说到作品商业化，既然文学能丰富我们的生活，那生活怎么就不能丰富我们的文学？炒作完全可以说是文学的特权，不炒瓜子难道炒西瓜桃子，还是甜瓜杏子？同样的道理，花生米再炒也还是花生米，绝不可能被炒成花，更不可能被炒成米，让更多的人更快地了解到更好的或者更坏的作品，这就是商业化的无量功德。为什么非要等到一千年后，被人奉为偶像去爱他或者铸出铜像去唾他才算是纯文学的标准？文学固然是闹着玩的，但玩具一标价那就是商品，“读”字里面既包括了“买”字，也包括了“卖”字，这就说明读书本来就有做买卖的成分在内，小贩们的猪肉可以卖个好价钱，小姐们的人肉可以卖个好价钱，小说家们的血肉就不能卖个好价钱吗？这是哪门子道理？文钱文钱，似乎文人挣钱就只能挣点文钱，文人挣钱犹如和尚嫖妓一般可鄙。从此以后这个说法要改口了，文钱文钱，文人是最爱钱的！中国再怎么落后，开“奔驰”的照样希望自己坐着轿车前进；社会再怎么文明，洗便池的仍然明白任何大便都一样臭，且永远一样臭。别把这个世界想得太好。 说到底无非一堆文字，怎么个玩法就是孩子的爱好了，捏过爱因斯坦的小板凳，吹过富兰克林的哨子，摔过希特勒的画布袋，才发觉自己这几年玩过了头，掷下玩具好不惭愧，首先愧对了于我亦父亦兄亦师亦友亦敌了这么多年的那个教书先生，他一直希望我走“大学之道”，结果我选择了“在明明德”，愧对了那些等不及我走红于是关系走黑的亲朋故友，愧对了这些被我玩得死去活来的汉文字，愧对了这一张坚强的屁股，我的文字狱里，它下坐最久，其功苦可与脑袋并日月也，更愧对了一枝枝健笔，它们为我而渴死在了中道，亲爱的夸父们，你们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关天人于二○○七年十一月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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