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

后记
陈振濂
《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洋洋八十万言，现在终于杀青了，看完全稿，心中感慨万千。
100年西泠印社，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篆刻专门史，又是一部同样宏伟的社会文化史。早在1999年，即有出版社希望我能承担撰写“西泠印社史”的任务。再往前推，则在80年代末，有一位到浙江美术学院留学的奥地利学生，还曾以《西泠印社史研究》为题撰写了她的博士论文。当时她的指导教师，是沙孟海社长。而沙老太忙，叫她来找我——大约是因为我对西泠印社史研究有过一些粗浅的成果吧？——相处的一段时间，在指导论文、回答质疑的同时，也使我有机会对以往的几篇论文的专题进行了更全面、更整体的反省与框架性调整。记得当时她的学位论文完成之后，因为是德语，我还想找人译出来以为我们参考，但终因事忙而搁置起来。这部上下册的德语版的《西冷印社史研究》，就一直束之高阁，未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与影响。：厂
是，在1999年的出版社约稿之后，我很冷静地考虑了一下现实可行性：在资料还有较大的缺陷、还未有经过理性的梳理与定位之吋，茫茫然地写一部《西泠印社史》，除非把它写成一部常识介绍的册子，若沦其学术性，是基本上缺乏保障的。而介绍人物与作品或还有景点，把书写成“点鬼簿”“名人录”“英雄谱”式的，却又与我的史学观格格不入。撰稿，也就这样在一再的踌躇与犹豫中被耽搁下来。
百年社庆是一个契机。从2002年开始，西冷印社已经把迎接百年庆典当作主要工作来对待。作为社员，作为已经有过一定学术积累、对社史研究已有20年投入的我，自然而然即想到了这个资料整理的问题。其时我正担任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所长，“帐下”博士、硕士、博士后已有十余人。学生们希望介入学术；而西冷印社史研究也需要一些高质量的学术人才，双方一拍即合，即有了一个新的构想：利用我们研究所在艺术文献学与艺术美学方面的积累，为西泠印社史进行史料上的全面收集与整理。如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先作《长编》之例，我指导博、硕士做论文，也必是先从做年表开始。于是，西泠印社百年史的“资料长编”，便成为研究所师生一致认定的一个重要学术目标。
说到最初开始酝酿的时间，应该是在一年半之前的2001年底到2002年初。其时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国画笔墨问题大讨论研究”、“当代书法创作流派研究”两个项目。第三个项目，即想选择书法、中国画以外的篆刻。选择西冷印社百年史作为课题，本来即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构想。2002年春，大约是从1月到2月之间，我专门花了三个半天，把西泠印社一百年分为十个阶段进行讲解与授课，俾使学生们对西泠印社发展有一个脉络式的了解。其后，研究所又拟出了一份授课名单，请在杭的印社前辈与骨干们分专题来大学授课或赴他们府上听课。这一安排的意义是在于：先让学生们对西泠印社的基本情况作一知识性了解、找到入门的途径，为其后的研究打好基础。现在看来，这样的举措是完全必要的。
正式启动是从2002年8月开始，对于整部书的框架、体例的构思，以及其间的“出目”“系史”“文献引征”“存目与附录”各种史料处理规范，都在博士后教室被反复讨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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