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哲学新论

序
环境问题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也最受人关切的主题之一。由于20世纪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的发展，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被凸显出来，并开始为人们所意
识到。但是，关于这个重大而切近的主题，人们的立场和观点却仍然是多种多样、见仁见智的，有时甚至是支离破碎、彼此冲突的。问题是被提了出来，并且也一般得到了认可；但问题的核心却似乎仍然是被遮蔽着的。
20世纪后半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文献是“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在这份报告中，就像它在经济方面提出了增长将要达致的那个限度一样，它在某种批判的意义上指
证了增长的代价并发出了警告。这种警告的声音在当时是十分尖锐的，但不久以后便开始变得钝化起来了。关于“发展”和“治理"孰先孰后的议论似乎终于停滞在一种折中主义的气氛中，就像某些被拟定以来的政策和措施往往是机会主义的一样。虽说抗议和呼吁始终是存在着的——有时还变得放肆和极端起来，但这些抗议和呼吁却并未真正成为内在巩固的东西。现在世界似乎能够而且也愿意容纳这样的抗议和呼吁，并使之作为自身的一种伦理或美学意义上的补充，却一任问题本身的核心或前提停留于晦暗之中。所以不久以后，关于问题本身是否存在以及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存在，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据说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经济”已经使态势改变了。例如人们开始谈论“原材料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分离：按照德鲁克1986年
的说法，一个工业生产单位所需要的工业原材料的数量现在绝不超过1900年的五分之二，而且这种下降正在加快。于是，很快便有人要求重新讨论和审视如下论题：对于日益增长的生产
和消费来说，是否不可避免地需要使用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如果事情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们便可以暗自庆幸了：问题似乎已不再存在，或至少不再以先前那种尖锐的方式存在；“罗马
俱乐部”那种耸人听闻的警告也似乎变得较为遥远、较为隔膜了。
但是，伴随着现代世界的沾沾自喜的乐观主义，异样的声调却始终不曾真正销声匿迹。因为现代世界的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内在本质地产生着并且滋养着它的对立物，即浪漫主义的或伦理主义的批判主义。至于这种浪漫主义的或伦理主义的批判主义所发生的声音，我们只要谈一谈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那部著名的对话录《展望二十一世纪》就可以了；事实上，这部对话录的音调在20世纪是贯彻始终的。它谈论科技进步和道德充实的分离，它要求限制现代经济的发展，它反对“威胁自然”和“拷打自然”，它呼吁人的“精神革命”，如此等等。无论这里的抗议采取什么形式，它与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对立却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有人说，此种对立实际上如影随形般地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那么这样的说法肯定是不错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虽然环境问题的众多讨论似乎听起来更多地与批判主义相联系，但它的本质却仍然是最亲密的从属于现代实证主义；更确切地说，从属于两者在现代范围内的基本对立。对于这种作为前提的对立的无意识，将使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沦人克尔凯郭尔所谓的“闲谈”之中。
因此，既然上述对立乃是现代性本身所固有的，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恰好在于把握并且理解这样的对立；这意味着真正切人此种对立的根基和前提，并从而开展出瓦解和消除对立的崭新
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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