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语言学探索(增补本)

昭铭在学术研究中的突出特点是喜作形而上的理论思辨，对哪怕是一个极为平常的问题也要细问穷追到近乎钻牛角尖的程度。这种充分显示出特立独行的态度有时使人感到未免过分，似乎是在故作惊人之语，但是在仔细研读他的文章之后，却又不得不为他周密的思考、精审的辨析和由此达到的深邃见解而心折。不过当面对难题，尚无把握解决的时候，他也决不漫夸海口，强不知以为知。我认为这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尽管也是难能的）学术品格。因此当十年前我们接受“七五”规划中有关汉语规范问题的科研课题时，我作为课题负责人就根据这些了解而把理论探讨部分安排给他。现在看来这种安排是合适的，本书的出版就是证明。此中的大部分篇章就是昭铭从事语言规范理论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为解决相关的问题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比如80年代中期，社会上语文应用的混乱现象异常严重，语言学界关于语言规范化问题的争论也非常激烈。但是对于什么是规范化、什么是规范的对象这两个基本问题，即便是主张规范化的人也并非十分明确，一般都认为规范化就是匡谬正俗，规范的对象就是语文错误。昭铭综合古今中外语言演变的历史和语言规范研究的得失，写出《规范化——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抉择》一文，首次提出规范的对象是语言的变化，规范化就是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和抉择，从而否定了单纯匡谬正俗的规范工作模式，提出新型的动态规范观念和动态规范模式。从理论的角度将这两个问题提出来并加以解决，这对于语言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提高了语言规范工作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信程度；对于昭铭个人来说，这也同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使昭铭在其后所写的一系列论文、所提出的一系列论断，无论是理论性的、史论性的，还是应用性的，都能据此而自成体系，而不是零敲碎打的随感而发。上述论文和另一篇《语言习惯、约定俗成和语言描写》在语言学界曾产生广泛影响并引发了一场相关的讨论，使我国在语言规范理论方面达到了国际上相应的高度。在八九十年代之间我国的语言规范问题研究中，昭铭在理论上的探索及其学术价值已获语言学界的承认，有关内容已被写入邵敬敏、方经民所著《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