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

序言
同中国哲学相比，西方哲学变化太快。仅就20世纪来看，新潮迭出，现象学、存在主义、绪构主义、解释学、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以及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轮番登场，热闹非凡。
大体上，在英美，分析哲学一统天下，在欧陆，现象学惟我独尊。但是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某种根本性变化，出现了两种强有力的趋势，一种是政治哲学的迅速兴起，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广泛传播。
政治哲学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而“新自由主义”诞生的明显标志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年)的出版。这部名著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关于正义问题的持续讨论，进而出现了一大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文献。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中最重大、最激烈的争论几乎都是关于政治哲学的：70年代，争论主要发生于“新自由主义”内部，特别是罗尔斯和诺奇克之间；80年代，争论的双方逐渐转移到“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到了90年代，“历史终结论”则成为争论的焦点。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思想的批判、抗议和反叛。后现代主义者以反对“基础主义”、“表象主义”和“普遍主义”闻名于世，但他们批判的核心是作为主体的人。启蒙的现代主义推翻了基督教的上帝，把人构造为至高无上的主体，这种主体是实现启蒙伟大理想(获得永恒真理和达到普遍的人类解放)的保证。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启蒙的现代哲学都是某种形式的人类学。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基本任务就是终结现代主义关于人的“神话”，祓除启蒙哲学中的人类学之梦。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描述现代主义的本质，那么我们可以借用尼采的名言：上帝死了。如果我们同样用一句话来描述后现代主义的实质，那么我们可以引用福柯的思想：作为主体的人死了。
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西方历史被称为“现代”(modern)。21世纪的西方哲学何去何从?或者我们更尖锐一些提问：“现代之后”是什么?是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还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或者麦金太尔所说的回到“前现代”?
近二十多年西方哲学发生了极其剧烈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的影响也逐渐扩展到了中国。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关键词”都是历史性的：启蒙、现代和后现代。本书的基本目的是从“现代之后”这个角度将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的大体轮廓描绘出来，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探索西方哲学正在发生的历史。
本书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教委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为了此书的顺利完成，本人曾赴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访问研究，在该校期间，得到了东亚研究所所长FredericE．Wakeman教授、副所长JoyceK．Kallgren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叶文心教授、政治科学系Michaelaogin教授等的热情帮助。本书的出版得到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陈亚明主任的热情支持，责任编辑张振明先生为本书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姚大志
2000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