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人们心目中的“中庸之道”，大都偏重在政治伦理修身养性方面，而且常是一副乡愿式的丑态。这些都应该说是出于误解。其实中庸首先是一种方法，一种“执两用中”的方法，亦即将对立面统一起来以寻求两全其美前景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一上二说，中庸问题，也就是“一分为三”问题。
至于“一分为三”这个口号，“文革”前已有人提过，听说是从结构上来谈论三分的，没有见到过正式发表的文本。“一分为三”口号直接关系到‘“一分为二”命题，而“一分为二”曾经是理论禁区。1964年5月至1966年5月问，有过一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大讨论；第一个年度里，全国各地便发表文章近五百篇。那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能以提出“合二而一”来与“一分为二”较量，本身便是对“一分为二”威权的挑战。而以“合二而一”来补充“一分为二”，实际上就是以对立的统一来补充对立的斗争、以否定之否定来补充肯定与否定，其结果，必将引导人们发现，现实的事事物物，不仅是一，不仅能分而为二，而且还是三，是合二而成的新一。可惜好事多磨，讨论并没能按照理论自身的理路进展，最后竟突变而为政治大批判，书生们一个个都瞠目结舌，莫名其妙了。
“文革”后，1979年至1980年之交，报纸上又重提“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事情带有平反的性质，理论上并无突破。倒是从此各地时有零星的“一分为三”火花在闪烁，虽说不成气候，倒也难能可贵，惹人遐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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