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解读与重塑:马克思学说与东西方文化

后记
本书的构思与写作有一个过程。90年代中期，国内学术界的一项集中而热烈的活动，就是围绕东西方文化价值问题展开讨论。当时一些主要的学术刊物登载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不少出版社也推出了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论著。这些论述的深、广、新自不待言，但似乎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倾向：在不经意间将马克思主义排除在了文化构建的视野之外。结果，马克思主义(尤指马克思本人关于人的哲学思考)成了一块理论飞地。
这种认识当然是有其理由的。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很长时期里，人们不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学理层面的探究，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里，人们也不愿进行这样的探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第一，由于前苏联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一直被看做某种在结构上不可更改的教条的理论体系；第二，由于中国的政治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指引下取得步步胜利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一般被看做仅仅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所谓的“权力话语”，这样一来，就使它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受到了遮蔽。我们当然不同意这样的见解。我们认为，无论人们怎么讨论，有一个简单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不能不面对的：植根于中国文化沃土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占据了长期而稳固的主流文化地位。因此，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任何一项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业都不可能不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的关联。由此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真正深入的理论探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过去那种僵化和教条的理解肯定是无助于这种探讨的，所以重要的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式的解读。我们的这些观点在《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报刊上发表后，得到了学术界一定的认同和呼应，这就促使我们下决心就这个问题进行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研究。
1998年，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为题，申报当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并获得立项，我们的专题研究由此开始。
在确定研究思路时我们感到，仅仅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作形而上的思考，是过于抽象也过于狭窄了；必须使学术研究与中国及世界的现实相结合，或者说，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既包括马克思本人的表述，也包括人们对他的表述所作的表述)介人生活世界，以便在已经发生特别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文化活动中体现她的批判功能。
说到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探讨马克思对人和人性的关注，也不能不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平等、自由、异化等问题的思考加以解读；说到马克思主义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就不能不对东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它们的联系与区别加以诠释；说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化的关系，就不能不对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和实践家毛泽东和邓小平进行文化哲学意义上的比较性研究；说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文化价值，就不能不结合过去的某些西方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独特理解和现在的某些西方人对“现代性”所作的批判与“超越”，来重新展示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态势下的现代意义和恒久价值。
我们的见解肯定不全是正确的，但我们的见解都是我们独立思考的结果，而且，就结论所由导出的依据(既有文本依据，也有经验依据)而言，我们认为这些结论是有逻辑的说服力的。
我们对自己的见解负完全的责任，并真诚地欢迎来自各界的批评和讨论。
本书的写作分工如下：徐圻：第一、二、八、九、十、十一、十二章，陶渝苏：第三、四、五、六、七章。
本书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朋友们的理解与支持，张新民教授、余怀彦教授、于民雄研究员、龚振黔教授、庄勇副教授对书稿进行了仔细阅读，并做出了中肯的、积极的评价；石延寿同志代表贵州省社科规划办始终关注和支持着本书的构思和写作；重庆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心力。在此，我们对上述同志和单位以及所有关心、支持这项研究工作的同志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徐圻 陶渝苏
200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