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研究集刊(第3辑)

编后记
本书出版的时候，我早已办完退休手续了。在退休前这三四年时间里，编了三辑《集刊》，借用本书中吴建国先生的一句话：“嗟乎!煌煌钱学，予亦尝为之一尽绵力焉!”当然，众多钱迷希望《集刊》继续办下去，我不能满足大家的期望，在此深表歉意!
刚刚收到《书屋》l0月号，第一篇就是孙小著先生的长文《一部鞭挞专制的思想录——我读<管锥编>》，开头就说：“钱锺书先生的书总是很热销，钱锺书研究也总是个热门的话题，可是作为其重要学术著作的《管锥编》，我总觉得其底蕴亦即其思想价值并未得到认真、准确的解读。”在《集刊》(第二辑)的编后记中我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在写那篇后记的时候，我就产生这样的念头：让《集刊》(第三辑)成为《管锥编》研究的专辑。从现在出版的本辑的目录上看，大多数文章是有关《管锥编》的，但一个明显的缺点是，有分量的论说不多。读过《管锥编》的许多朋友都认为，《管锥编》是一座宝库，其开掘程度与蕴藏量完全不成比例。日前又读到10月25日的《南方周末》上题为《中美教育比较》的文章，内有云： 中美两国的教育有着极为不同的传统，中国的教育注重对知识的积累和灌输，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尊重，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继承，以及知识体系的构建。相比较，美国则更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实际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批判精神，注重对知识的拓展和创造。
我原先在学校工作，1992年才进出版社，这样的分析在我实在并不新鲜。可现在重读，不由得联想到钱锺书研究。研究者大多不再是学生，但中国的教育在许多研究者的身上，似乎还留下深深的烙印。对钱先生的意见，多的是赞扬、介绍、复述，少的是阐发、质疑、“拓展和创造”。前一类文章不能说全无意义，可多读了，就觉得，减少了头绪，删削了例证，介绍或复述的语言又远不如钱先生那么妙趣横生，我何不去读原著呢?即便不能全部读懂，也比那些文章有味道呀!《集刊》办得并不理想，对后继者，我愿意提供我的教训，但《集刊》上也确有一些好文章。所谓好文章，也即浙江的卢敦基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批评”。他对此下的定义是：“不虚张声势，不闭眼盲从，先占有事实和道理，才与被批评者平等接谈。”他写这段话的时候，与我并不认识。天津的张培锋先生读了《集刊》第二辑，来信说：“不做钱学佞臣而为诤臣，《集刊》开了好头!”引用这些话，并非想，在自己脸上贴金—对一个已经退休的人，虚名并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这些话对于研究者和续办研究丛刊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办《集刊》，前后不过四年时间，但藉此我结识了许多钱迷，并有许多交流。这在我的编辑生涯中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他们对《集刊》出版的支持和帮助，真到了有求必应的程度，使我非常感动!我当然懂得，这是出于对钱锺书先生及其著作的尊重和热爱。办《集刊》也有许多遗憾。我不能不说的一点是，第一辑出版以后，来稿就不断。或者因为稿挤，或者由于我的偏见，再加上三辑而止，许多好的稿件不能发表，这是我结束《集刊》编辑工作时心里最感不安的事。对这些作者，我只能怀着歉疚的心情，总的在这里说一声：对不起!
2001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