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文心雕龙注释》：刘勰的《文心雕龙》，约在齐明帝建武三、四年(496—497)写定以后，人们对它的评价是跟着文学风尚的不同而变化的。刘勰要使自己的著作取定于当时文坛巨子沈约，沈约看了“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梁书•刘勰传》)。沈约推重这《文心雕龙注释》是确实的，因此刘勰就在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但沈约写了《棋晶序》，没有给《文心雕龙》写序，可见他对这《文心雕龙注释》约估价还是不够的。原来沈约对于文学的看法注重声律，“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宋书•谢灵运传论》)。那末他所大重的，主要是推重刘勰的《声律》篇。但《声律》在《文心雕龙注释》中不属于“文之枢纽”，不属于论文的主要部分，沈约自然不可能对《文心雕龙》作出真三的估价。后来，刘勰作了梁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本传)。但萧统对文学的看法，把经、子、史都排斥在文外，对刘勰把经子史都纳入文中自然无法赞赏。所以《文心雕龙注释》在南北朝时代并没有取得它应有的地位。到了初唐，声律论发展成为律诗，声律的问题解决了。论文不再受到萧统排斥经子史于文外的拘束，看重史文，骈文还受到推重。于是刘知几在《史通•自序》里称：“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采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这才看到刘勰识解的圆通，能够常识文学的甘辛丹素，对这《文心雕龙注释》的认识进了一步。 刘勰的《原道》《徵圣》《宗经》，没有得到南北朝时崇尚声律、对偶、辞藻的文学家的赞赏。到了中唐的韩愈、柳宗元发动了古文运动，主张原道、徵圣、宗经，和刘勰的主张一致了。可是韩愈是反对骈文而提倡古文，反对骈文的声律而讲“文以气为主”。刘勰的著作是骈文，他提倡声律、对偶、辞藻，那他的著作自然不可能得到古文学家的常识了。 到了晚唐，古文和骈文之争又趋和缓。这时，人们又看到了这《文心雕龙注释》的价值。陆龟蒙说：“刘生吐英辩，上下穷高卑。下臻宋与齐，上指轩从羲。岂但标八索，殆将包两仪。人谣洞野老，骚怨明湘累（屈原）。立本以致诘，驱宠来抵。清如朔雪严，缓若春烟赢。或欲开户牖，或将饰缨矮。虽非倚天剑，亦是囊中锥。皆由内史意，致得东莞词”（《袭美称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复示荣唱，至于千字，提奖之重，基蔑称实，再抒鄙怀，用介酬谢》）。这是唐人最推重《文心雕龙注释》的话，评价得比较全面。指出它立本、驱宠，显得它能为探本之论，规模宠大；指出它开户牖，有创见是囊中锥，能脱颖而出；但非倚天剑，不把它评价过高。指出它由内史意，如内史的诏王治，有助于治道。这比刘知几的称赞更显得全面些。 到了宋朝，欧阳修继承韩愈发动古文运动，加上道学家重道轻文，《文心雕龙注释》又不被称赏。黄庭坚《山谷书牍•与王立之书》：“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二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只常识《文心雕龙注释》中的讥古人，论文病，示免所见者小。明曹学佺称：“文之一字最为宋人所忌，加以‘雕龙’之号，则目不阅此书矣“（《文心雕龙序》）。 到了明朝，李梦阳、何景明崛起，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古文之法亡于韩”。于是南朝的骈文同唐宋的古文都被贬斥，这也破除了古文学家对骈文的轻视，《文心雕龙注释》又受到看重。张之象序称它：“扬搉古今，品藻得失，持独断以定群嚣，证往哲以觉来彦，盖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也。”指出它的文论有独断的创见，可以启发后学。 到了清朝，《文心雕龙注释》更受重视。章学诚称：“《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文史通义•诗话》）。又称“自出心裁，发挥道妙”（《校讎通义•宗刘》）。谭献称：“并世则《诗品》让能，后来则《史通》失隽。文苑之学，寡二少双。文言宠旨，在于述圣宗经，所以群言就冶，众妙朝宗者也”（《复堂日记》）。 姑且不论这些赞美的话是否恰当，从这部书在历代的遭遇来看，当《文心雕龙注释》所用的骈文受到古文学家的歧视时，它就不被重视，抛掉了这种岐视，就越来越受到看重，越来越看到作为文学理论上的价值。所谓“体大而虑周”，“文苑之学，寡二少双”，都是作为文学理论著作来推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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