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性的时世、家世与身世，造就了李商隐的悲剧性格、气质与心态。他锐敏而纤细，多愁而善感，内向而缠绵。对时代、人生的悲剧命运，他常具有超前的敏感。面对甘露之变，他想到的是唐王朝荆棘铜驼的衰亡命运；参加宏博试落选，竟发出“一年生意属流尘”的悲叹。他常透过一层，揭示人生悲剧的底蕴：“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壶中若是有天地，又向壶中伤别离”；“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殿为细腰”；“莫向樽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他特别敏感，又特别执着。政治上连起码的参政条件都没有，却抱定欲回天地的匡国宏愿；明咀感到环境一片冰冷，却仍怀着尸片亦诚；明知爱情追求的无望，却仍然要作执着的追求。在彷彿无可慰藉中寻求一丝慰藉，甚至在彻骨、弥漫的悲哀中咀嚼回味悲哀中的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不妨看作他这种悲剧性格、心态的写照。他的性格中本有刚豪一面，这从《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听鼓》、《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等诗中可以看出。但环境的压抑和命运的折磨却使他变得内向、收敛，内心的矛盾痛苦无法公开宣泄，只能寄之于诗：“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
作为一个关心现实政治和国家命运的诗人，李商隐继承杜甫感时忧国的精神，创作了许多内容深广、风格沉郁顿挫的政治诗。像《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寿安公主出降》、《淮阳路》以及赠、哭刘蒉诸作，都是学杜而深得其神髓之佳作，内容涉及方镇跋扈、宦官乱政等政治焦点。《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更是从总体上反映唐朝开国二百年来兴衰治乱及其根源的史诗性巨构，在晚唐诗人中，可谓无出其右。王安石甚至认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苕溪渔隐丛话》引《蔡宽夫诗话》)。但从艺术独创性方面看，他的一系列以古鉴今、借古喻今和托古讽今的咏史诗无疑更能代表其艺术成就。他的咏史诗具有突出的讽时性、典型性和抒情性，矛头集中指向淫奢昏顽的亡国败国之君，藉以鉴戒、借喻、托讽当时的君主，可以。谎是晚唐特定时代条件下以咏史形式出现的政治讽刺诗。他善于运用多种典型化艺术手段，包括一定程度的想像与虚构，突破史实拘限，使诗中所咏的人物事件场景更具典型性，并注重诗的深长情韵，从而达到深刻的思致、尖锐的讽刺与含蕴微婉的抒情唱叹完美结合。他的咏史诗不仅能见讽刺对象的性格与灵魂，而且可见诗人的神采个性，对荒淫之君的揶揄嘲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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