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以时间为经线、以总统为纬线，再现了美国情报工作随着总统变更而变化的历史，论述的主线是二战后美国历任总统如何使用情报，如何建设和发展情报事业，关注的是每任总统任期内关于情报的主要议题和成就，尤其是这些问题如何受到总统本人及其思想意识和其政府所处国内外环境的影响。 |
| 前言 第一部分 重要变革期 第一章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933-1945) 任职最长的总统 从轻视情报到重视情报 设立部际情报协调委员会 成立情报协调局 组建战略情报局 罗斯福与杜诺万 简要评介 第二章 哈里·S.杜鲁门(1945-1953) 意外成为总统 解散战略情报局 中央情报机构转型之争 成立中央情报组 成立中央情报局 走马换将 简要评介 第三部分 冷战时期 第三章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953-1961) 从军人到总统 艾森豪威尔的情报观和决策方式 任命艾伦·杜勒斯为中情局局长 重视保密工作 U-2高空侦察机 导弹差距 重视秘密行动 加强对情报的管理与协调 国家情报评估 简要评介 第四章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1961-1963) “迷”一样的总统 初登总统宝座7 猪湾事件 反思与变革 撤换中情局局长 古巴导弹危机 简要评介 第五章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1963-1969) 争强好胜的总统 约翰逊的情报使用和决策方式 撤换中情局局长 越南战争 简要评介 第六章 理杰德·米尔豪斯·尼克松(1969-1974) 选举的阴影 尼克松的决策风格 独特的情报管理和使用方式 赫尔姆斯的坚守与尴尬 “政治局长”——施莱辛格 黯然离去 简要评介 第七章 小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1974-1977) 唯一没有用票选出的总统 福特的决策风格 福特的情报观和使用情报的方式 中央情报局地位的衰落 福特对中央情报局的调查与保护 控制秘密行动 撤换中情局局长 简要评介 第八章 小詹姆斯(吉米)·厄尔·卡特(1977-1981) 最无能的总统？ 卡特的情报观和管理情报方式 撤换中情局局长 最重视技术的局长——特纳 伊朗人质危机事件 简要评介 第九章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1981-1989) 伟人还是傻子 让情报机构重整旗鼓 协调运作的国家情报机构 里根政府的情报活动与苏联的垮台 韦伯斯特临危受命 简要评介 第三部分 冷战后调整期 第十章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1989-1993) 唯一担任过中情局局长的总统 布什的中国任职经历 布什的情报理念和决策方式 留任韦伯斯特为中情局局长 任命巴伯特·盖茨为中情局局长 巴拿马行动 布什等高层为何不相信伊拉克会全面入侵 海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 情报改革计划 布什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情报使用 简要评介 第十一章 比尔·克林顿(1993-2001) 绯闻缠身的总统 调整国家战略和情报工作重心 频繁更换中情局局长 削减情报经费和人员 成立国家图像与测绘局 情报改革与阿斯平／布朗委员会 克林顿为何没有对本·拉登下手？ 简要评介 第四部分 新一轮大调整 第十二章 乔治·沃克·布什(2001-2008) 浪子回头的牛仔 法院判定的总统 父子总统 老布什的情报灌输和影响 小布什的执政风格 “9·11”恐怖袭击 美国总统是否忽视了预警情报？ “9·11”独立调查委员会 伊拉克战争 情报失误？ 小布什是否“政治化”情报？ “情报门”丑闻 特尼特辞职 波特·戈斯的就任与辞职 迈克尔·海登接任中央情报局长 新一轮大调整 改革的背景 国家情报主任 由“烟囱”走向“融合” 军方的竞争与担心 首任国家情报主任内格罗蓬特 三份备忘录 围绕伊朗核武器的情报评估 又一个“水门事件”？ 简要评介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
| 1961年5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白宫西翼的地下室设立一神秘机构——形势分析室。用来及时掌握和处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重大情报。虽然它名称普通，面积不大，但这里下达美国各个情报机构，上通总统，是美国总统应对和处理危机的核心场所，是名副其实的“神经中枢”。形势分析室由情报人员24小时值班驻守，负责处理各方面报送的情报信息，并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在第一时间通报给相关决策者，其中最重要的情报用户就是——美国总统。在这里，“不要让你的老板成为最后一个知道情况的人”，这一被肯尼迪总统不断强化的原则也被后来的历届美国总统所认可。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行政权归总统，情报工作属于行政范畴，首先要对总统负责。因此，美国总统既是最高层次的情报使用者，又是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者。回顾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的情报发展史不仅与其成为世界最强国家的过程交织在一起，还与历届总统的性格、经历、治国理念、决策风格和情报观念密切相关。因此，研究二战爆发后美国总统与情报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美国十二位总统对待情报的不同态度、不同做法以及对美国情报事业的不同影响，也可以了解美国情报机构如何由弱小走向强大，如何在内耗和挫折中执意向前，如何在顺境中跌倒，又在逆境寻求突破。 当美国总统作为最高层次的情报用户时，中央情报主任(现在是国家情报主任)是他的首席情报顾问。中央情报主任领导情报界委员会撰写的《国家情报评估》是情报界内最具权威性的产品。由于中央情报主任兼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所以中央情报局每天向总统提供《总统每日简报》也是一份供总统使用的重要情报文件。肯尼迪总统习惯每天早晨阅读《总统每日简报》。约翰逊没有肯尼迪的情趣，他喜欢每天一结束时看一份情报流水账。其实，美国总统使用情报最主要的方法还不仅仅是阅读情报文件，还有直接与情报首脑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其形式主要有二：一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进行接触：二是私下与中央情报主任进行接触。其中，第一种形式较为正式，也是使用最多的形式。按照惯例，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时，中央情报主任首先要就即将讨论的问题作一次有关情况介绍，然后留下来参加整个会议，以便解答随时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联系总统与情报之间的桥梁，不仅有利于总统使用情报，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情报的作用。里根任总统时，还破例给予时任中央情报主任威廉·凯西以内阁成员的身份，直接参与决策。不过，这种形式也有出现变化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1月21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亨利，基辛格告诉时任中央情报主任赫尔姆斯介绍情况以后即可离开，不必留下来参加讨论，这令赫尔姆斯非常郁闷，在国防部长莱尔德进行干预以后才予以改变。第二种形式，即总统定期会见中央情报主任，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肯尼迪允许麦凯恩随时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特尼特也随时可以见到小布什总统。当中央情报主任失去了总统的信任和支持时，不仅很难见到总统，即使一些有益的措施也得不到总统的支持。 当总统作为情报管理者时，通常有四种方式来管理情报机构。第一，通过制定法律和颁布行政命令来管理情报界。这是美国总统调控情报机构的主要方式。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是美国情报工作的奠基式文件，《2004年度情报改革和预防恐怖主义法案》也属于情报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文件是美国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依据。相对于情报法律。行政指令是总统经常采取的形式。例如，罗斯福总统签署的成立战略情报局的总统指令、福特总统颁布的《美国对外情报活动》(第11905号行政命令，1976年2月18日颁布)、卡特总统颁布的《美国情报活动》(第12036号行政命令，1978年1月24日颁布)等。这些行政命令对美国情报工作更具指导性。第二，通过中央情报主任(现在是国家情报主任)来管理情报界。相对于硬性的法律和总统指令，总统通过任命自己中意的人来管理美国整个情报界要柔性得多。1947年，中央情报局成立时，杜鲁门将其定位为情报协调机构，而不是情报侦察机构。他的初衷就是希望中央情报主任只当“裁判员”，负责协调整个情报界，从而避免美国情报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由于中央情报主任由中央情报局局长兼任，再加上缺乏必要的人事和资金控制权，逐渐使得中央情报局由一个协调机构转变为需要被协调的一个机构，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员”。这种“裁判员+运动员”的角色决定了中央情报主任很难行使协调和管理整个情报界的职能。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客观的原因，如总统的支持度不够、情报机构之间倾轧现象严重等，也有中央情报主任主观不作为的原因。从历史上看，历届中央情报主任，无论就任时对协调工作有何想法，不久都得出结论认为：最好还是经营一个有实权的中央情报局，而不要企图去经营一个联邦式的情报界。无论是肯尼迪总统时期的约翰·麦凯恩还是尼克松总统时期的詹姆斯·施莱辛格，他们作为整个情报系统的全面负责人是得到总统支持的，但’是他们也从未找到执行这种权力的实际手段。要想取得真正的控制权，唯一的办法是将所有的情报工作都集中在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领导之下，但谁都认为这不是个好办法。现在这个协调和管理的角色变成了国家情报主任，国家情报主任的权力虽比中央情报主任大很多，但能否真正能够履行职能。还需进一步观察。第三，通过设立各种委员会来管理情报界。除了总统指令和任命中央情报主任以外。总统还可通过各种委员会来管理情报机构。除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外，美国总统们还成立了一些其他委员会来管理情报机构。例如，1956年，艾森豪威尔设立了总统对外情报活动顾问委员会。肯尼迪上台后解散了该委员会，但不久就又恢复了该机构，并将名称改为总统对外情报咨询委员会，这是一个由杰出公民组成的非专职的委员会，任务是向总统报告美国情报人员的表现、进步与问题。1978年。卡特取消咨询委员会，但将咨询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总统情报监督委员会保存了下来。1981年，里根又恢复了该委员会，一直沿用至今。第四，通过控制情报经费来管理情报界。预算局是美国总统控制情报机构的核心部门，它为白宫密切监督政府各部门经费，确定财政优先权，有权削减各个联邦机构费用，甚至取消整个计划。尽管情报界对预算局的决议可能会有异议而向总统申诉，但通常情况下，总统不会强迫预算局改变意见。 美国总统之所以如此重视和依赖情报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那就是：一个国家的决策者必须要及时掌握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关的重大情报，唯有如此，才能做出一个最符合国家利益的高质量决策。老布什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也当过总统，他对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小布什也同样能够重视情报工作，使用好情报。据白宫主管安德鲁·卡德透露说，老布什曾明确指示小布什要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并称“只有这样才能当好总统”。小布什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他就任总统后不久就要求安德鲁·卡德安排他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会面。遗憾的是，小布什只是把情报工作当成了一种工具、一种挡箭牌，缺少对情报工作本身的尊重和理解，肆意扭曲了情报的客观性，并有意“政治化”情报，这不仅使美国在伊拉克的“反恐”越反越恐，也使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大受损失。这说明，领导者不仅要重视和使用好情报，还要充分尊重情报工作的客观规律，否则损失的不仅仅是情报工作本身，还有更大的国家利益。 其实，领导人的决策、施政过程就是在“写历史”。在书写的过程中有坦途，也会有险滩。情报的最大用处就是能够帮助决策者对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并对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断。对决策者来说，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情报都是不可或缺的。在顺境中，情报可以帮助决策者把历史写得波澜壮阔、精彩纷呈，在逆境中，情报可以帮助决策者力挽狂澜，在沧海横流中尽显英雄本色。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撑和鼓励下，我们编写了这本书。本书以时间为经线、以总统为纬线，再现了美国情报工作随着总统变更而变化的历史，论述的主线是二战后美国历任总统如何使用情报，如何建设和发展情报事业，关注的是每任总统任期内关于情报的主要议题和成就，尤其是这些问题如何受到总统本人及其思想意识和其政府所处国内外环境的影响。 由于学识和水平所限，书中难免会有纰漏之处，敬请各位读者谅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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