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宁树藩
1996年，我在为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写的序文中，曾经讲到：“既然这部工作量巨大的著作的解放前部分已经出版，解放后部分的编写工作自然成为一迫切任务了。人们期待这样一部上海新闻史在不久的将来问世。”四年悄悄逝去，现在一部约60万字的《上海当代新闻史》已经完稿，人们殷切的期望终于顺利实现。这样，上海开始有了一部150年的新闻事业通史，合计140万字。恰好不久，在2000年12月，规模宏伟的130万字的《上海新闻志》，又和读者见面。“史”“志”比翼双飞，把上海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可说是盛况空前，全国瞩目。
本书是《上海新闻史》的续篇，主编同为马光仁。《上海新闻史》在摆脱学科研究旧传统的束缚方面，作了重大努力，书中呈现出一系列新观念、新思路、新方法，诸如：把历史上众多新闻现象作为一相互联系的整体进行考察；正确处理新闻与政治的关系，以新闻事业作为主线贯穿全书；既揭示新闻事业在社会发展中所开展的活动、所发挥的作用功能，又展现它自身在实践中的变化成长；将新闻史看作新闻现象与社会矛盾相互制约的运动；开拓新闻视野，注重新闻媒体的多元化和多功能，等等(我在该书的序文中曾作筒述)。很高兴地看到，所有这些突破，在本书中继续展现出强劲的活力。这两部书，可说是轨迹相连，浑然一体。
当然，写当代新闻史，也会碰到自己的难题，需要有新的努力，新的思想解放。所谓难题，其常见到的一点，就是如何正确对待解放后新闻界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和某些负面效应问题。
由于这些思想负荷，编写当代新闻史的任务，长期没有排上日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提出来。这时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思想界已是日趋活跃了。可是，很多人当时在议论这一编写任务时，最流行的一口头禅，就是“宜粗不宜细”，仍然流露出深沉的顾虑。随后反映当代新闻史的作品渐渐多起来(地区性居多)。体例不同，情况有别，但从大多数稿子中，看到了一种趋向，即对新闻界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表现，或避而不谈，或轻轻带过，或只作一些原则性概括，而缺乏事实说明。
本书不是这样。它遵循按历史本来面目来写历史的基本原则，在着力记述解放后上海新闻事业健康成长和辉煌成就的同时，对其曲折经历与严重挫折，也认真对待，如实揭示。写作上突破当年“宜粗不宜细”的限条，“反右派斗争”部分设有专节，约1．5万字；“文化大革命”部分设有专章，约4．4万字；“大跃进”部分也有专目，近5 000字，在同类作品中，字数
是最多的。本书所要做的，是让读者通过广泛而带有典型性的事实，对当时的历史经历，获得一比较完整的清醒的认识，从中吸取教训，昭示后人。
历史的史鉴作用，从来都是由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组成的。从某种角度看，后者的教育意义更为深刻。人们往往对所遭遇的严重挫折不堪回首，但别忘记，正是这些经历，蕴含着无限发人深省的智慧资源。只要正确对待，它就会成为引导我们健步前进，创造美好明天的巨大力量。
全书按时间段落分为五章，每章各以本时段内新闻事业发展状况为中心内容，对这期间所出观的复杂新闻现象，经细心梳理，分类别、依层次，设置节、目合理排列。总起来看，全书形成一相互联系的整体；纵向连接起来看，则上海解放后人民新闻事业，由创建经探索前进、挫折蒙灾，直至迈入今天黄金时代的发展轨迹，昭然呈现。这里，引人想起一个中国新闻史学界长期议论的问题，即新闻史的编写，应不应像传统的做法那样，以全国政治形势发展为线索来分期。 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在实践上，传统的做法仍居优势。本书对此没有发表自己的主张，但从其章节设置情况看，它倾向于以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进程来划分，同时注意和当时政治大局相联系。这是一新的探索，有益的尝试，可供论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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