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今中外的历史著作浩如烟海，但是真正可读的、诉之于广大群众的历史通俗读物却不多见。房龙的书是以西方历史为背景的，至今在西方仍不失为优秀的通俗历史读物。本书是房龙先生的故事集，它不是由事实本身来说话，而是把繁富的历史事实和现象融化成他本人的切身感触，然后以对人道的深厚同情和对暴政的严厉批判的笔触引导读者去认识在历史上什么精神是可宝贵的，值得人们去继承和发扬，什么精神是可恶的，是人们应该加以否定和摒弃的。 |
| 本书作者房龙(Hendrik van Loon，1882—1946)是当代世界著名的通俗历史作家。他原籍荷兰，后入籍美国，毕生曾著有多种有关历史的普及读物，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流传，其影响之大和读者群之广要远远超过专业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他的《人类的故事》一书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有沈性仁女士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在我国风行一时；近年来他的许多其他著作亦已有多种中译本，他的名字也为我国读者所熟知。 房龙的著作能把繁富的历史事实和现象融化成他本人的切身感触，然后以对人道的深厚同情和对暴政的严厉批判的笔触引导读者去认识在历史上什么精神是可宝贵的，值得人们去继承和发扬，什么精神是可恶的，是人们应该加以否定和摒弃的。他从不是单纯地去罗列事实，也决不是单纯地去进行说教。他的浅显动人的故事，循循善诱，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要认同于人道和人文主义的理想。在反法西斯暴政的斗争中，他的作品向人们提供了一付清凉的解毒剂。他的这种思想上的诉求是引发了广大读者的同情与爱好的原因，也是使他的著作为人喜爱、历久不衰的原因。 作者本人虽然是渊博的历史学家，但他的大量著作都是史论的成分远远多于史实，他喜欢用比喻乃至隐喻，而无意介绍具体的史实。但他由于缺少对具体史实的介绍，往往使得并不是很熟悉有关的史实的读者们感到隔膜。他打动读者的，倒不是由事实本身来说话，而是由于作者的同情心和对人道的深厚的关怀。如果读者由于读他的著作引起了读史的兴趣，能进一步阅读一些有关的历史著作，那么作为历史的通俗性的著作就已经超额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对理论感兴趣的读者或许会觉得他的著作往往以情动人的成分居多，而以理分析的成分则较少。不过，这或许是我们所不应该苛求于历史性的通俗著作的。 古今中外的历史著作浩如烟海，但是真正可读的、诉之于广大群众的历史通俗读物却不多见。广大的群众需要历史知识，但他们的历史知识主要地是从稗官野史中得来的，而不是从正史中得来的。例如，大多数人对三国的历史知识都是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得来的，而不是从陈寿的《三国志》中得来的。房龙的书是以西方历史为背景的，至今在西方仍不失为优秀的通俗历史读物。我们希望将来我国也能有更多更好的通俗历史著作问世，能引起我国广大读者对历史的爱好和更好、更深的理解。 作者写本书是根据他本人的观点和见解写成的，相信读者们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对他的书作出应有的理解和批判。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何兆武、李申、陈茅、林江和邱莉，译文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编者在边眉处作了必要的加注、插图。 译者谨识 |
| 由此可见，在一个样样事物的发生都是由于有一个看不见的生灵的个人之手在直接干预的结果的社会里，这个社会的继续存在就有赖于严格地服从那些似乎是能安抚神灵们的愤怒的律法。 按照野蛮人的意见，这样一种律法是存在的。是他们祖先们设计出它来，把它赐给了他们。要维护那种律法不受侵犯并且把它以其目前的完美形态传给他的子孙们，便是他的最神圣的职责。 这在我们看来，当然似乎是荒谬的。我们坚持信仰进步，信仰成长，信仰经常不断地改进。 但是“进步”这个名词只不过是前些年才铸造出来的，而对一切低级的社会形态最为典型的却是：人们看不出有任何可能的理由，为什么他们就应该改进一切可能的世界之中的这个(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世界，因为他们从不知道有任何其他的世界。 假使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人们应如何防止律法和社会的既定的形式发生变化呢？ 答案是简单的。 立即惩罚那些拒绝承认公共警戒规定乃是神明意志的表现的人，或者用通俗的语言说，即采用严格的不宽容的体制。 如果我在这里说．野蛮人是人类之中最不宽容的，我并不想要侮辱他们；因为我要赶快补充说，给定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种环境，则不宽容就成为了他的责任。假如他容许任何人干扰他的种族的持续安全和心安理得所依赖的那一千零一条规则的话，整个部族的生活就会陷入危机，而那将是一切可能的罪行之中最大的一种。 但是——这个问题是值得提出的——当我们今天拥有了上百万军队和成千上万警察都很难强制执行少数简单的法律的时候，数目相对有限的一群人又如何能够保护一套最复杂的口头规定的体制呢？ 答案又是很简单的。 野蛮人要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以精明的算计完成了他以武力所做不到的事。 他发明了“塔布”(tahoo，禁忌)这一观念。 或许“发明”这个词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这类事物很少是心血突然来潮的产物。它们是长年的生长与实验的结果。不管它是怎样的，非洲的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设计出了塔布，从而使得他们自己免除了大量的麻烦。 我们的“塔布”一词源出于澳大利亚。我们大家多少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们自己的世界就充满了塔布，有些事情我们干脆就是不能做也不能说的，像是在餐桌上提到我们最新的军事行动或者是把汤匙扔在咖啡杯子里之类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塔布从来都没有很严重的性质。它们是属于礼貌手册的一部分，很少干预我们个人自身的幸福。 另一方面，对原始人来说，塔布却有着极端的重要性。 它意味着某些人或无生命的物体与其余的世界被“隔开”了，因为它们(用希伯莱的对应语来说)乃是“神圣的”，绝对不可以讨论或接触的，否则就有立刻被处死或永恒受难的危险。这是一条很大的诫命，敢于不服从祖先神灵的意志的男女们有祸了。 究竟塔布是祭司的发明，还是祭司阶级被创立出来是为了维护塔布的，仍然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正如传说要比宗教古老得多，看来更有可能的似乎是，早在世界上听说有巫师和巫医之前，塔布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一旦巫师和巫医出场之后，他们就成了塔布观念最顽强的支持者，并且以极大的技巧在运用它，以致塔布成为了史前时期verboten[禁止]的标语。 当我们最初听说巴比伦和埃及时，这些国家仍然处于发展状态，塔布在其中是大有作用的。那并不是一种粗糙的和原始的形态，像是后来在新西兰所发现的那样，而是已经庄严地转化为消极的行为准则，像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在我们十诫的第六诫中的那种“你不可”。 无需补充说，在那样的早期，宽容的观念在这些国度里是全然为人所不知道的。 我们有时候所误以为的宽容，只不过是无知所造成的漠不关心而已。 但是无论在国王方面还是在祭司方面。我们都追踪不到有任何(不管是多么模糊的)自愿的痕迹，允许别人运用已经成为我们现代理想的那种“行动或判断的自由”或者是“有耐心和不带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的或一般所接受的办法或见解”。 因此，本书除了以一种消极方式而外，对于史前史或通常称为的“古代史”并没有兴趣。 为宽容而斗争，要直到发现了个人之后才告开始。 而对这一点——一切近代启示之中的最伟大的一项的功绩，要属于希腊人。 P6-P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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