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西方，传播理论是一个多样化的、处于多学科以及多种思想方法相交叉的“十字路口”式的公共领域，诚如美国学者迪莉娅(1Delia)所言，西方传播学从未依赖单一的知识来源，也从未统一过。因此，它是一个难于把握的学术领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此领域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清理，但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他们大多偏重于用抽象的、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涵盖具体的、历史的、呈现文化多样性的传播理论表述，这就难免产生各种各样“以偏概全”的研究模式，而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下，这些被总结出来的研究模式又不断遭受广泛的质疑，以至于得出tt传播科学尚处于‘前范式阶段②的判断。其实，问题并不在于传播理论有没有范式或能否用单一的研究范式来界定，而在于传播研究的“场域性”(contextuality)和人类传播活动的“不确定性”(indetermirmncies)摧毁了为建立抽象的研究范式而设立的权威性学术话语。
1981年，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和斯文·温德尔(Sven windahl)的《大众传播模式论》(C0mmunication Models for’The Studv of Mass Cornmunication)一书出版时，西方学者构建传播研究模式的热情还没有减退，他们对模式的遵从依然建立在模式的构造功能、解释功能、启发功能和预测功能之上，但这两位学者当时还算比较清醒，认识到“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过分简单以及含有某些未被阐明的假设等缺陷，适用于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层次的模式无疑是不存在的”①。同时还看到，“因为大众传播研究的不同途径涉及到互不相容的不同侧重点，有时涉及到前后矛盾的理论，因此，任何一个全面性模式都可能混淆各种科学的探讨，不可能正确说明现实真实的思想状况”，另外，“一个单一的全面性模式可能会无形中肯定一种单一分立的传播过程的存在，即由作为信息来源的社会传向作为受众的社会”②。到1994年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导论》第三版面世时，研究模式的思想已淡化，开始以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和科学主义研究方法为横轴，以媒介和社会为纵轴，把传播研究切割成媒介一文化论、媒介一唯物论、社会一文化论以及社会一唯物论四个不同的面向。显然，这种分析把西方传播研究带到了由“媒介、文化和社会”构成的“场”，呈现出传播研究的“场域性”，放松了主流传播学那种以“传播者一讯息一通道一受众一效果”为模式的操纵力量。
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知识的一种后现代状况，甚至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方面)，一些理论家倾向于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关于“无序”的微观模型上，而较少关心“有序”的精致理论视野①。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说，“后现代知识不是权威的一种工具，它提炼我们对于差异性的敏感性，并且强化我们容忍那些无共同尺度标准而无法比较的事物的能力”，同时，人们也对
先前曾给予科学的规则以合理性的“共识”产生了怀疑，“大理论”模式的权威开始消解，更关注场域和社会生活的意义等问题②。文化批判研究在西方传播学领域的兴起与扩散与其说是某种研究模式的扩散，不如说是在后现代知识潮流的推动下，西方传播研究向“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的转向。其实，任何传播研究模式都是在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产生的，只不过我们对这一事实不够重视，总是习惯于泛化传播研究模式或制造适应全球传播的大传播理论模式，以至于传播理论之争常常被简化为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之争，很少把目光投注到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去，从而在权威话语的操纵下描述传播现象。这可以说是现代传播理论表述的危机，它意味着传播理论转变过程的开始，即向“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的转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不应仅仅局限在理论模式和方法的层面，还应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场域、意义中去重新审视西方传播理论，或者说，我们要把西方传播理论的解释由以前的理论模式和方法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问题，转换成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的表述问题，以真实地理解其发展的历史和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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