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谱以传统史家手法，合史书编年体与纪传体为一，广采宋代诸史、方志、笔记、文集，诠次排比，考案缀辑。既有正史所载黄天荡大捷、夫人梁氏击鼓助战等抗金事迹，也注重网罗其遗事，详尽书写了韩世忠的生平始末。作者以“年谱”为体例的考述方式，不仅使读者详见韩氏一生梗概，更让后学者由此得窥邓广铭先生治史门径。 |
| 序例 韩世忠年谱 附录 墓志碑铭 编后 |
| 南宋中兴诸将，举世以韩、刘、张、岳并称，就中忠贞之节，武穆为最；功业之伟，则当推蕲王；刘镝纯谨可称而勋绩稍逊；若张俊则养威避事，附权妒能，较之刘光世虽或稍优，于四人之中要为最下矣。武穆厄于权奸，终且为所锻炼诬陷以死，然自秦桧身死之后，迄其孙珂吁天辨诬，纂成《金佗粹编》之时，不唯枉屈尽已获伸，其经纶志节亦遂炳耀千秋而争光日月；刘镝身后则有章颖等人为之传以布于世，详述其军功政绩，气概行谊；其在张俊，亦且有姜夔慕厥大功，惜其细行小节之罕为人知，吃砣然访问搜采，编为《张循王遗事》一书，以补国史之遗(见楼钥《攻婉集》卷七十一《跋姜尧章所编(张循王遗事)》)。然明受之变，慷慨赴义以竟成复辟讨叛之大业者，韩蕲王也；黄天荡与金人相持，终使兀术仅以身免，金军狼狈遁去者，韩蕲王也；大仪镇重挫金军，建中兴以来之首功者，亦韩蕲王也。则谓南宋立国之基均为蕲王所手奠未为过也。然而除正史之外竟无一人焉铺叙其性行，网罗其遗事，虽其盛德丰功自足不朽，本无所藉赖乎此，而视彼三人终为寂寞，此则道古者之所常致憾而本谱之所由作也。撰述凡例，略志如下： 一、本谱以辑本《宋会要稿》，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熊克《中兴小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杜大琏《名臣碑传琬琰集》，李幼武《名臣言行录》，及《宋朝南渡十将传》、《宋史》等书为主要取材之所。《系年要录》博参群书，多所考定，视它书为最详，故本谱取材于其中亦视它书为尤多。方志、笔记、文集中之涉及韩氏事迹者，亦均旁搜博采，期少遗脱。 一、南宋宁宗朝章颖撰次岳飞、刘镝、李显忠、魏胜四人事迹，是为《南渡四将传》，其自序有云：“中兴以来，诸大将宣皇威，敌王忾，垂功名于竹帛，纪勋伐于金石，眷遇始终，无遗憾者，独此四臣，或困于谗奸，或抑于妒嫉，……志不获伸，目不瞑于地下。迹其规恢次序，实系当时之强弱，关后世之理乱，使不详记而备载之，则孰知机失于前而患贻于后世哉。”是其书唯以四将为限也。后来刻本乃均益以韩世忠、张俊、虞允文、张子盖、张宗颜、吴玢，而改称《宋朝南渡十将传》，其中唯《吴玢传》极疏略，似是属笔未成之稿，韩世忠、张俊、虞允文、张子盖、张宗颜五传则记叙均详核完赡，取与《宋史》各本传相核，知史传即从此出，疑其本为国史中之正传也。韩传记建炎二年四月与金人战于西京事有云：‘世忠被矢如棘，力战得免。还汴，诘一军之先退者皆斩左右距。”此与《系年要录》及赵雄所撰《墓碑》中“一军皆斩左右趾以狗”之说全相吻合，《宋史》本传叙此事之文与《十将传》全同，独以“距”为字误，改而为“惧”，遂与事实大相谬戾。本谱唯以《十将传》为据，不复引录史传。 一、凡各书同记一事而情节互有出入者则遍录各书之文，依其事之顺序而比次之，其得失可得而断定者，间亦加以考案。若仅有详略之不同而大体不殊者，则引录最详之一书而它书从略。 一、凡一事与他人之行事有涉，非征引不足以明其原委者，则取征于记载较简之一书，庶梗概可得略见而不至有喧夺之弊。 一、方今士林通病，在束书不观而好纵谈史事。即如创作之文固应与考史之作殊科，然若以“历史剧”或“历史小说”为名者，则终以大致不背于史实为是，乃近今所有涉及韩氏或其夫人梁氏之作品，大都肆臆妄为，不稍考核。抗战以来后方书籍之不易获得当亦造成此现象之主因。编者有鉴于此，故本谱编制，仅将各书资料诠次排比，不复施以修润融贯之力，一以保存各书之真，一以便于参考者之自行择取。所冀刊布之后，时彦如再有作，肯就此而取材焉，则亦庶乎其不悖矣。 一、各书所记地名、人名多参差互出，如绍兴十年八月韩氏部将解元与金人交战之地，或作郯城，或作谭城；金之统帅四太子，或称其汉名作“完颜宗弼”，或用其番名作“兀术”，而满清更改译为“乌珠”；金穆宗子之为统帅者，或称其汉名作“完颜昌”，其番名译音则或作“挞懒”，或作“挞辣”，而满清更改译为“达赉”。今所引录亦均因仍各书之旧，不为改易。(《系年要录》仅有清代辑印之本) 一、韩氏一生行事，不唯与安攘大计有关，其关系于一代政局者亦至密切，故本谱虽以篇幅关系未能尽量记叙其时之大政施措，而世局隆替亦终可藉以觇见焉。 一、本谱草创于两年前寓居昆明之时，中间作辍无常，迄今春方得完稿于四川南溪之板栗坳，所用书籍均假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谨此志感。其为研究所所无之书均无法获睹，挂漏必多，博雅君子进而教之是幸。 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记于重庆南岸之海棠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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