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学者陈大康、胡小伟为您新解《红楼》之谜。 在纷繁复杂的红楼世界里，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人际交往关系繁琐和人物主角的命运结局，而支撑起这庞大的红楼巨厦的经济基础鲜有问津。陈大康教授作为红楼研究者中的佼佼者，以严谨的笔法、稹密的思路、滴水不漏的叙述，对隐藏在红楼日常生活背后的经济事实和关系层层深入剖析，特别从林黛玉的家产之谜入手，发掘出支配大观园正常运行的经济制度来，能令读者豁然开朗。继刘心武先生说红楼大热之后，关于红楼梦的政治谜团的种种说法甚嚣尘上，胡小伟研究员因此从反驳“林黛玉骂雍正”之说开局，一一反驳和证伪了众多研究红楼者的种种猜测和假说，以小见大，由近及远，排查出红楼作者与统治者阶层的千丝万缕的交往关系，会令读者大开眼界，驱散人的政治谜团。 |
| “红楼”之谜·经济篇 第一集 黛玉家产之谜 第二集 李纨与王夫人为何无对话 第三集 荣府应该谁管家 第四集 围绕月钱的风波 第五集 荣府的经济制度与管理机构 第六集 贾府经济体系的崩溃 “红楼”之谜·政治篇 第一集 “黛玉骂雍正” 第二集 黛玉“原型”之谜 第三集 黛玉结局之谜(上) 第四集 黛玉结局之谜(下) 第五集 三朝恩怨录(上) 第六集 三朝恩怨录(下) 第七集 秦可卿和废太子 第八集 贵妃元春和乾隆皇帝 第九集 皇室贵族红楼缘 第十集 红楼为何梦难圆 |
| 阶梯的搭建 上世纪萧伯纳来华，曾言及英人讲授莎翁，喜欢推字求句，扳驳铢两，结果弄得人茫然不得其趣。曹雪芹之在中国，有点像莎翁之在英国。只是，比起国人好在“红学”、“曹学”中画地设限，其研究的琐屑与讲谈的细繁，还是略输一筹。在上述两学中，多有小小题旨也用全力发扬的考证索隐文字，有的同题之下，还连章迭出，其情形直如抽茧丝、剥蕉心，看似愈抽剥愈有，到底有多大意义，大都经不起深问。至于将此例推向极致，虽牛花茧丝，无不辨析，更汨没了作者的思想与作品的邃美。最是可叹! 本来，以曹雪芹的伟大和《红楼梦》的丰厚，再怎么做细致的探讨与讲谈都不为过。但仅集力于生平与版本，追问不休；仅突出其反映封建末世气象一义，不断重复，总不免单调了些。于多角度的深入和全方位的展开，更隔了几重公案。当然，这中间也有别具见识的论者。如20世纪70年代，萨孟武撰《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一书，从家族制度入手，通过列述大观园中各色诸般的人物关系，来揭示封建社会旧意识与旧风俗的种种面相，就让人印象深刻。可那个时候，我们在于什么? 推而言之，研究《红楼梦》的宗教、音乐、建筑、戏曲、绘画、饮食，等等，也都有同样的功效。这道理，今天的研究者算是明白了。近现代以来“新史学”的复兴和西方新理论的传入，更使人对社会史乃或“总体史”研究的理路有了真切的认识。但遗憾的是，好东西到了有些人手上也会走样，不是采奇纳怪，就是琐碎无归。譬如曹雪芹出身大家庭，其先祖曹寅精于美食，并撰有《居常饮馔录》这样的专书。他因自小熟悉钟鸣鼎食的生活，舌读心识，在小说中铺陈珍馐，就非一般纸上谈吃者可比。如果仅将其视为闲笔点缀，而排斥在研究的视域之外，很可能就此堵塞了一条切近小说的通道。因为事实显然是，吃什么、怎么吃、什么时候吃、与谁一起吃，凡此种种，都是可以窥见大观园重门深锁背后的风烟月露与人性真伪的。同时，也可用为清代社会习尚史研究的鲜活见证。但琐细到钻研《红楼梦》的汤文化、粥文化、燕窝文化等，并详列食单，以证养生，就不免“兼差”太多，失了原意。 陈、胡两先生的讲谈与此不同。他们也以广远的视角解说小说，有的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基础上，作转进折入式的提升，如胡先生谈红楼政治谜团，所及黛玉与雍正的话题，台湾学者邱世亮就有专书，但其识断之老到，剖析之切理，仍让人听后有初闻新识之快。有的则于前人常识之外别有开发，如陈先生谈《红楼》经济谜团，脱出惯常所见背景式的泛泛论列，一空帮障，其眼之尖，心之细，紧要处，每让人顿生先获我心的感叹，更不愧书案上本色的专家，话筒前大好的讲者。虽然，这两者放在一起大不容易。 说到底，诠释与实证两种研究，就其哲学背景而论，有着不易调和的分野。这就需要讲谈者会于一心，善加运用。有鉴于《红楼梦》所拥有的意义层面很难穷尽，它隐在的思想能向各种解读敞开，这种运用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种意义递增的过程。对此，陈、胡两位先生体悟得很透彻。故依凭扎实的研究积累，讲谈之间，每多切入式的剖析与近情合理的阐发。由此，让一般听众与读者知晓了大观园内，妻财子禄的由来和纡青拖紫的背面，知晓了其人见朝燕居，本不止一副面孔；吟风诵月，也大可以无关性灵。然后再引导人看破，如何针眼大的孔吹得起漫天的风，带水代浆的戏谑读得出量窄意酸的人性与笑里藏刀的诈谋。而对着娇娇滴滴的人儿，花花草草的情事，又告诉你：众生一生多累，既为柔肠，也为其他。故当其咽泪成歌，衣香鬓影之间，是既见得到政治的阴冷，也从不少财利的算计的。如此以专门家的严谨和深刻，解粘去缚，善披文意，既胜人之口，又服人之心，一下子拉开了与旁出偏诣的自由心证者的距离，更比妄下断语不见推理的浅学近视，或加蒜着姜不见本味的哗众取宠，在立意上高出多少。我们也不妨学着小说家谈谈美食，说：只有鲜珍当得清蒸，而腐鱼只能红烩。取譬虽然俗近，但道理岂非如此? 当然，格于时间与形式，两位先生的开讲不可能不留下未畅其旨的遗憾。更重要的原因是，《红楼梦》实在太丰富，曹雪芹实在太伟大了。昆德拉在获耶路撒冷文学奖的答谢辞中曾说，小说家“甚至不是他自己想法代言的人”。伟大的小说家更是如此。比之一般作家，他阅世多，参悟深，因此每能放空自己，而忠实于一个时代的残酷现实和一切人性的故态与变相。对于这样的小说家，我们感到迷惑，只能说明我们有福。 又记得苏格拉底曾说：“经过大量的研究，我发现自己比没研究之前更加困惑。”落实到此间的具体，20世纪50年代，俞平伯说过《红楼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糊涂”。其实，世间凡百千物，只要抱有恒久的兴趣，作认真的研究，就会生出类似的感受。这样推想开去，即使以后揭开了曹雪芹身上所有的谜团，我们大概仍不一定能走出《红楼》的千门万户，并仍需要思想清顺的专家和人情练达的讲者吧。 谨以如上僻陋的感想，期待两位先生更丰饶而深刻的解读。 汪涌豪 2007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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