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起点

自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谁要是能把中国经济弄清楚了，他绝对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觉得中国经济复杂而难以把握，原因是他们平时的研究对象是成熟的（西方）现代经济，他们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现代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现代经济的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事情，在中国却成了问题； 而他们认为可能引发问题的，在中国却平安无事。这让他们常常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出乖露丑。
西方经济学家的“窘境”充分说明，要想理解中国经济，必先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经济的这种“另类”是值得肯定和保持的。恰恰相反，它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落后的表现。这种“落后性”，在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比较中，可以一目了然。在与西方的比较中，我们不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不足，还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从西方开始的现代文明的精髓，这样我们才能知己知彼，发扬自己好的东西，汲取别人的长处，从而更好地改造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思想、文化。这正是本书作者也许很迂阔和鲁钝的立意的初衷。
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巳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从事文化历史的比较就更是离不开理论了，为了解释历史的资料，必“须有理论的工具，因为无论你资料有多丰富，它决不会自己说话的。自从“革命”的意识形态悄然退场之后，西方的各种理论轮番登台表演。对中国人来说，“营养”的多元化肯定是一件好事，每个人都可以择善而从，避免偏食和营养不良，做到全面而均衡。至于本书，以前说得过多过滥的词汇、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诸如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原始积累、阶级斗争、剥削等一概摒弃不用，而采用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凡有利于发展的均受到肯定），力求客观地分析、比较中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
本书把“竞争”作为核心的概念加以突出，使之成为经济、思想、政治诸方面比较分析的一个基点，在此基础上，引入竞争的条件（多元）和竞争的规则（制度），以此来诠释“现代化”的进程。应该说，这样的概念，这样的思路，在西方并不新奇，甚至可以说是“过气”的理论，是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思想。然而，在中国，在一个2000多年来一直强调社会和谐、崇尚无欲无争、追求绝对平等、政治和文化一无化这样一个社会而言，“竞争”恰恰是一个人们心中缺少的概念和意识。如今，经济生活中，人们已经开始接受和慢慢地欢迎“不断竞争”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但是，在其他方面，如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领域，“竞争”仍然不是一种常态，人们仍然不习慣于竞争。因此，突出“竞争”概念，是有相当针对性的。我们知遣，单以“多元竞争”来诠释现代文明发展的进程，是有偏颇的， 至少是不全面的。但是，为了“针对性”，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把“多元竞争”这个现代文明的规律说得尽可能通一些，我们只好“以偏概全”了！尽管如此，我们深知，本书中有关“多元竞争”的概念仍有不尽不祥不实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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