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部由新华社著名记者唐师曾倾力推荐的政治人物故事书。本书通过追溯鲍威尔、拉姆斯菲尔德、赖斯、沃尔福威茨、切尼和阿米蒂奇等美国政坛重要人物的经历和思想历程，力图展现给我们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来源。作者在采访了众多当事人的基础上，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决策细节，语言诙谐生动，研究透彻、分析犀利，堪称一部杰出的政治人物史书，同时也是一部极有学术研究价值的上乘之作。 |
| 前 言 第一章 在战争和阴谋中崛起的政客 第二章 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 第三章 士兵和水手 第四章 同苏联人缓和，排挤基辛格 第五章 进入波斯湾 第六章 过渡 第七章 保守派的大本营 第八章 论独裁与民主 第九章 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 第十章 丑闻及其后果 第十一章 新总统，新班子 第十二章 动用武力 第十三章 一个帝国的消亡，一种远见的诞生 第十四章 在野的“火神派” 第十五章 “火神派"的日程表 第十六章 竞选 第十七章 谁来执掌五角大楼? 第十八章 预兆与信号 第十九章 历史从今天开始 第二十章 新战略 第二十一章 走向伊拉克战争 结束语 致 谢 |
| 乔治·W.布什在1999年和2000年竞选总统的过程中，逐渐确定了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他反复解释说，他有一群出类拔萃、比民主党人经验丰富得多的顾问，企图打消对他外交政策经验不足的疑虑。这群顾问中，大多数曾在他父亲的政府里，在苏联解体急风骤雨的日子里，在第一次打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担任过政府高层职务。有些曾在里根政府里任职；有些甚至70年代在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手下工作过。 每当小布什搞错了细节——比如，有位电视记者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式的“测验”，结果布什说不出巴基斯坦或印度领导人的姓名。这位候选人就会说，总统具备知人善任的能力才是重要的。“我组织的这个外交政策班子是有史以来最强的，”他这样回应一位民主党人的发难。他表示，他的副总统提名人迪克·切尼、科林·鲍威尔、康多莉扎·赖斯、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阿米蒂奇这些支持他的男男女女们，都是连续性和稳定的象征。这个顾问班子实际上成了他首次问鼎白宫的外交政策骨干。他想说明的与其说是他将如何行动，不如说是他将起用何人。 竞选中，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们为自己想出了一个绰号。他们称自己的团队为“火神”，以此表达对罗马主管火、铸造和金属制造的神的敬意。为布什竞选担任外交政策协调人的赖斯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长大，在那里，小山上一座高56英尺的火神塑像俯瞰着市中心，以表彰该城的钢铁工业。本来，这个绰号是当玩笑叫起来的，不料却被叫开了，竞选班子开始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个称呼。“火神”这个词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布什外交政策班子想要表达的形象：一种权力感，顽强，弹性和耐久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伯明翰市的火神塑像于1999年被拆下来进行维修，因为它已经开始破损，对于这一细节，布什的班子在开始使用这个比喻时便心照不宣地避而不谈。) 毫不奇怪，布什一当选总统，便开始用这群老手来填充大多数最重要的职位。到2001年初，新政府的外交政策班子已经组成，这时，似乎有一种老同学团聚的感觉。这个班子中的大多数成员已经在此前的几届政府内共事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复杂的，盘根错节。 新任国防部长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早在三十多年前便与切尼初次共事，切尼当时在尼克松政府内是拉姆斯菲尔德的行政助手。切尼在老布什的政府里担任国防部长，他(越过几名资历更深的将军)选择了科林·鲍威尔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一起共事了三年。新任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也曾与鲍威尔共事过，两人同在里根政府里帮助管理五角大楼。2001年的新任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曾与阿米蒂奇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当时两人在里根手下负责美国与亚洲的关系。沃尔福威茨还在国防部给切尼担任过高级助手。90年代期间，共和党在野，沃尔福威茨在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一个重要的导弹委员会里任职，阿米蒂奇则负责一家小型私营咨询公司，并雇用了切尼的女儿。 到2001年，共和党已经在过去32年中控制白宫达20年之久。他们在总统选举政治中频频获胜，为“火神派”这样有志向的共和党人开辟了道路，使他们比民主党的同行们积累了更长时间的外交政策工作经验。他们拥有漫长的历史和共同的记忆。即便是2001年布什外交政策班子中两名最年轻的成员——总统本人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与过去这份遗产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布什的父亲当然是做过美国总统，更早前他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副总统。赖斯在老布什的政府里担任协调对苏政策的艰巨任务；她备受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提携。 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历史的延续深入到忠实信徒的各个阶层。最高层领袖人物的助手和门徒们，在过去若干届共和党政府里曾经恪尽职守，共同升迁。有的从一个老板手下换到另一个老板手下。切尼副总统的新任办公室主任I.刘易斯(·斯库特)·利比，30年前在耶鲁大学曾在沃尔福威茨教导下读本科，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曾经给沃尔福威茨当过十多年的助手。赖斯的新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有几名成员曾经为切尼、沃尔福威茨或者阿米蒂奇工作过。 由于有这样的历史，共和党在2001年准备重掌大权时，有人以为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即将回归到老布什政府时期的状态。在同一周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林·多德和托马斯·弗里德曼选择了相同的词“重走老路”(retreads)，来描述布什周围的人。“乔治二世是个孝子，他对老国王在各个方面都亦步亦趋，”多德几周后写道，“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君主制度上加盖自己的印章。” 表示了类似看法的远不止报刊的专栏。在海外，许多外国政府和学者津津乐道于一种安全感：新布什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将沿用老布什政府的政策，其政策将具有可预见性。新政府内的老手们将重视大国外交，而不会因为道义而对其他国家进行讨伐；将重视维持稳定，而不是改变世界。“共和党人通常比民主党人擅长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杨洁勉评论道。 这些关于走老路和连续性的种种预测很快便被证明是错误的。从就任的第一个月起，新的布什外交政策班子便明确表示，它将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自打一开始，它的风格便不同于老布什政府。2001年头9个月里，新政府对朝鲜和中国采取了更针锋相对的政策。它置欧洲盟友的担心于不顾，迅速开始推动研发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对于那些在它看来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协定和条约则持明确的怀疑态度。 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之后，政府处理世界问题的独特方式更加明确。接下去的一年当中，“火神派”提出一系列引人注意的新主张和思想，这些主张和思想表示了要与以往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分道扬镳。在处理敌对国家关系时，布什政府认定，美国将不再坚持作为冷战根本原则的遏制和威慑政策。相反，美国愿意通过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发动战争。在中东，美国曾数十年与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专制政权密切合作，而布什政府却公开鼓吹民主，大谈特谈整个地区的政治改革，从而打破了先例。 这些发展代表着某种更深刻的东西，而不是从一届共和党政府过渡到另一届共和党政府的方向性小调整。它们代表的是时代性变革，是对美国的地位和在世界的作用的崭新观点的崛起。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无人能够挑战的美国，一个军事力量强大到不再需要对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做出妥协和让步(除非它自己想这样做)的美国。 这一新的世界观，代表着三十多年来在共和党政府内不断发展的思想和理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里根政府，更早还可以追溯到福特政府时期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对美国在越战失败的反应，以及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推行的对苏缓和政策。 其中有几位“火神派”的成员是在对上述这两项发展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开始他们在华盛顿的生涯的。乔治·W.布什政府中的三位高官——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沃尔福威茨——都是有关缓和的大辩论的参与者。另外两位——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曾在越战中服过役。这些人在华盛顿外交政策体制内发迹的同时，始终牢记着20世纪70年代的教训和经历：美国必须加强军力，必须重新获得民众对军队的支持，必须与主要敌手针锋相对，并且在必要时战胜敌手，以此来推行民主的理想。 作为一个群体，“火神派”代表着美国对外政策领域里独特的一代人，其与众不同的程度，就像二战结束时创造了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所谓‘‘智者”(如迪安·艾奇逊、乔治·凯南、埃夫里尔·哈里曼和约翰·麦克洛伊等)，或20世纪60年代负责越战的“出类拔萃之辈”(肯尼迪家族、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邦迪家族和罗斯托家族等)。 那些“智者”们从商业、银行和国际法界进入政府；他们的精神家园是华尔街，是投资银行网络，是与之相连的法律事务所。那些“出类拔萃之辈”则是以强有力的学术背景步入政府的：他们的精神家园是麻省的剑桥，是他们中许多人曾经求学或执教过的哈佛大学校园。 “火神派”是军中一代人。他们的源头，他们所有人在从政生涯中都曾任过职的共同机构，是五角大楼。2001年就职的这个外交政策最高层有两位前国防部长(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一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一位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一位前助理国防部长(阿米蒂奇)。即使是赖斯，也是从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任职开始她在华盛顿的生涯的。 20世纪40年代，“智者”们致力于在国际上和华盛顿建立有助于在受到威胁的欧洲维护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机构。他们具备的法律和经商的技能，对于机构建立工作非常宝贵。肯尼迪的“出类拔萃之辈”们的建树稍有逊色，但他们尝试了用自己的学识，将美国的影响扩大到第三世界，抗衡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共产主义在亚洲和非洲的运动。 “火神派”则不同。他们首要关注的是美国的军事力量。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们的目标是在越战后帮助军队恢复和重建。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试图设计出应该在何时和如何运用美国重振后的军事力量。到21世纪开始的几年，随着美国的战争能力处于无可争议的地位，他们又在勾画美国的新作用，这一作用将考虑到美国军事力量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 “火神派”代表着在现代史中通常被描绘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代。在“火神派”看来，苏联的解体仅仅标志着故事的一个中间章节，既非开头，亦非结尾。 论述美国在冷战中作用的著作已有上百本。这些著作在时间上多截止到1989年推倒柏林墙或1991年苏联倒台。出现了被称作“冷战史”的完整的研究学派。同时，在过去10年里，还有许多著作专门论述了通常所说的后冷战时期的世界，这些著作多从1989—1991年写起。所有这些著作都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断裂，历史的叙述必须从此时开始，或者终止于此。 “火神派”的故事提醒人们，把历史截然划分为冷战和后冷战时期是非常生硬的。“火神派”的职业生涯跨越了这一人为划分的两个阶段。在政府任职期间，他们最直接地面对了有柏林墙的世界和柏林墙倒塌后的世界。 如果我们能超越对冷战结束表现的持续的专注，便会透过“火神派”的经历，开始注意到一部前后贯通的叙述。这里讲述的，是拥有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力量的美国逐渐崛起的故事。的确，我们可以把本书涉及的时间跨度看做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2003年，美国的实力逐渐走出越战结束时的低谷，上升到拥有了无可争议的军事力量的地位。 这一时期开始时，美国仍然在为在东南亚的失败而晕眩。不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正在走下坡路。美军声名狼藉，并被种族关系紧张所困扰：在国会，国防预算不断受到抨击。美国急切地希望在海外达成一系列新的谅解：与苏联缓和关系，同时和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以便遏制苏联。 接着，美国来了个大转向。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不断选择扩充实力，运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压倒任何潜在的对手。“火神派”正处于这些事件和选择的中心。他们相信，美国并没有衰退，美国仍然是并且必须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必须向海外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透过“火神派”和他们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变化，看到它作为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的作用的显现。 本书意在通过追溯切尼、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阿米蒂奇、沃尔福威茨和赖斯这六位主要成员的经历，来分析“火神派”的信仰和世界观。其目的是试图理解美国如何并且为什么会以乔治·W.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方式来对待世界其他国家。“火神派”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尤其是这六位“火神”为什么登上了共和党外交政策机构之巅?他们的哪些背景和经历，导致了他们在2001年走马上任后和“9·11”恐怖袭击后做出的那些选择? 也许应该解释一下“火神”这个词的含义。我是在象征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指的是任何一位曾在前几届共和党政府里从事过外交政策工作，后又在乔治·W.布什手下重返政府的人。 本书所涉及的这六位并非都直接参加了率先使用“火神”一词的竞选顾问班子。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不是这个竞选小组的成员，因为他们的级别均在此之上：他们的资历过深，不宜参与日常的竞选政策活动。不过，他们三人都在布什竞选中起着关键作用。 没有参与竞选顾问小组，但在2001年重掌权力的前几届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人员不乏其人：如斯库特·利比、国家安全副顾问斯蒂芬·哈德利、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副国务卿保拉·多布里扬斯基等。他们都可以算是“火神派”。我决定集中撰写六个人的经历和观点，因为他们在所有的“火神派”中，地位最显赫，权力最大。 我把“火神派”称为一代人，并不是说他们的观点相同。很显然，他们的见解是不同的。比如，国务院的鲍威尔和阿米蒂奇，与五角大楼的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在伊拉克、中东、朝鲜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是实实在在的，也是严重的。这些分歧消耗了政府相当多的精力，自然成为每天有关政府的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然而，这些分歧往往掩盖了“火神派”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的一致。他们都相信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性。鲍威尔以谨慎动用军力而著称，但他的目的是避免发生第二个越战，是引导和保存美国的军队；鲍威尔支持加强军力的总体目标，在这一点上与沃尔福威茨等其他对美国发动军事行动顾虑更少的领导人一样。在1989年至1991年间，国防部企图限制国会削减军费的努力，此时，鲍威尔和沃尔福威茨是站在一起的。 此外，与其五角大楼背景相符合的是，所有的“火神派”都注重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而把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基本交给了私营企业。他们的做法不同于克林顿政府以经济为导向的政策重点，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权力曾一度重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 “火神派”都相信，美国的实力和理想总体是世界上一支向善的力量。在此意义上，他们都有别于自由民主党人士，如在卡特政府和国会中供职的那些人，他们担心的是美国会滥用权力，他们企图建立有助于遏制美国滥用权力的规则和国际秩序。 最后，“火神派”的经历造就了他们对美国的能力及其未来的乐观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观点有别于20世纪70年代初掌控共和党政府外交政策的亨利·基辛格的悲观论点；与罗斯·佩罗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就日本的崛起和美国即将发生的衰退发出了警告。基辛格及其追随者认为，实力受到削弱的美国需要缓和；佩罗及其追随者相信，美国的实力正在稀里糊涂地被不断削弱。相比之下，“火神派”则认定，美国是强大的，并且越来越强大。 有关布什政府内存在分歧的说法实际上忽略了这些共同之处。如果我们看看鲍威尔和阿米蒂奇这两位通常被描绘为乔治·W.布什政府里的鸽派或自由派的国务院官员，他们的历史便能说明这一点。 1981年，罗纳德·里根成为卡尔文·库利奇之后最保守的美国总统。在他的政府里，为首的强硬派是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则成为温伯格的两名主要助手；换言之，他们是半个世纪以来最强硬的政府中最强硬的内阁成员的忠实追随者。阿米蒂奇是负责实施里根主义的官员，所谓的里根主义，即为反对苏联支持的政权的武装暴乱提供军事和资金援助。几年后，有人试探了鲍威尔做民主党副总统提名人或国务卿的可能性。他回绝了，理由是他对共和党的外交政策要适应得多。 简言之，与乔治·W.布什政府内国防部的一些同事相比，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可以算是鸽派，但是，在过去30年美国外交政策更广泛的圈子内，他们几乎不能算是鸽派，事实上与其他“火神派”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与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等鹰派人士间的关系，就像是不和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会争吵；但是他们似乎又相互需要，他们都不断回到饭桌边来。 、 那么乔治·W.布什本人呢?为什么不把这位美国总统和在他手下任职的这六位放进同一本书呢?我之所以不写布什，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布什本人2001年之前并未直接从事过外交政策工作。他无需在冷战、海湾战争或者在前几十年美国与世界关系中的任何重大危机中，去明确自己的信念，或者去实施政策。布什的父亲拥有自己以前的知识，可以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做总统的决策。比如，有人开玩笑说，担任过前美国驻北京特使的老布什，是处理日常事务的中国处“处长”。而他的儿子就缺乏这种经历。他在2001年后所做的，其实不能看成是一种连续的、逐渐发展的结果，也不能根据他以往的经历来做判断，这是因为，乔治·W.布什没有以往经历。在这个意义上，他不能算是“火神派”。 由于以往经验如此有限，布什必须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他的顾问提供思想和信息。如果“火神派”没有设计出选择，他便不可能做出决策；没有“火神派”给他提供语言和思想，他就不可能制定政策。这一事实也增加了“火神派”的重要性。 这样说倒并非要贬低乔治·W.布什，或者要尽量贬低他的重要性。布什在外交政策方面缺乏经验并不一定是一个致命的缺陷。那些抱怨布什在担任总统之前极少出国旅行的人忽视了一个事实：哈里·杜鲁门担任总统前也没有出国的经历。在入主白宫之前，杜鲁门除了在一战当士兵的时候曾经派驻欧洲一年之外，从未离开过美国；他却成为在外交政策领域里最有作为的美国总统。 布什是管理者，是决策者，是手下的人在外交政策上出现分歧时的最终仲裁者，这种情况时有发生。这一权威本身代表的是令人敬畏的权力。他也为他的行政当局制定总的政治方向，这一作用对外交政策也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本书的主题，是过去30年来美国与世界不断变化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布什外交政策班子的成员以及他们的观点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 美国人往往把美国总统的作用过分个人化。总统的新闻助手和私人顾问出于各自的原因，都在助长这样一种看法，即总统不仅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实际上也是美国政府采取的每一步行动的动力。记者和学者仔细挖掘美国总统的孩提时代、学历和早期经历，他们认为，总统生平中，每一次成功、每一次精神上的冲击、每一位女友都是重要的。当然，事实上以总统的名义采取的行动和发表的言论，通常反映着他手下的官员的观点。 在论述现代美国历史的许多著作当中，总统是核心人物。在这里，在记述“火神派”和变化中的美国的故事当中，他却仅扮演了一个配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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