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是人区别于他者的根本标志，而生存亦可简约为回答。作为思与说的存在，人是问题。有问必答是人的命运，有问而未必有答同样是人的命运，甚至是根本的命运。也许问比答更古老也更为久远。
德里达在区分“弥赛亚主义”和“弥赛亚性”时，谈到解构的限度和动力。据说形形色色的弥赛亚主义是可解构的，弥赛亚性不仅不可解构，相反，它正是解构形形色色弥赛亚主义的动力。我们可以放弃种种弥赛亚主义的信仰，但我们无法抹掉自身的有限性和由此而来的问题：救助何在?
解答的历史可以生生灭灭，而问题永在。永在的问题必在解答的历史中沉浮吗?问与答的历史就是迄今为止的思想学术史吗?
也许对这一历史还可作另一番描述，即它展示为问题学科化和学科问题化之间的张力冲突。
问题学科化指的是：迄今为止的思想学术主要以(广义的)学科化的方式来提出问题、确立问题、展开问题、回答问题，形成分门别类的知识与启示，也形成分门别类的问题(问题瓜分?问题垄断?)。学科问题化指的是对问题学科化的质疑，对学科化知识与启示的片面性、遮蔽性、荒谬性和有限性的揭示，对问题之学科化界限的摧毁。
现代性进程一方面加速完成了问题学科化的知识建构，另一方面又激发了对学科问题化的反思性怀疑与批判。不过，问题学科化和学科问题化之间的张力冲突几无平衡，历史总是向一方倾斜。大而言之，20世纪以前的思想学术多偏于问题的学科化，学科的问题化则显为“异端”；20世纪以来的思想学术多偏于学科的问题化，而问题的学科化则嫌“保守”。
了然的是：今天我们面临和谈论的问题：全球化、后殖民、现代性、生态危机、技术理性、性别、大众媒体、权力等等已很难说是属于哪一学科的问题，也没有哪一学科能提供回答这些问题的全部概念和逻辑。此外，过去以学科方式回答过的“自然”、“社会”、“历史”、“现实”、“真理”、“科学”、“进步”、“自我”、“神”等等问题又成了新的问题，并以非学科和跨学科的方式重新问题化。
这是一个新问题不断涌现、旧问题相继复活的时代，又是一个没有先行允诺和预定答案的时代。人在歧路或四顾无路，耳边只有问题的召唤。
这大概是本刊的初衷：面对问题本身。
面对问题本身，并不意味着非历史地置身虚无，已有的问题史及学科化的知识必是我们进入问题的入口，但它并非命定的出口。也许只有当我们学会并真正找到新的出口，人生才别有一番天地。
面对问题本身，也意味着本刊不仅强调问题意识，更强调问题化的尝试，即在既有的问题套路之外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的尝试，尤其是对切身的生存经验进行问题化的尝试。
为此，《问题》拟探索一种非学科化的办刊方式，每辑集中讨论3～4个专题，由专题论文，专题译文、专题笔谈、专题访谈、专题书评等组成。入选专题没有学科限制，而首看其问题性价值。此外《问题》坚持匿名评审制度，以保证学术质量与公正。
面对问题本身亦即回到真正的问题空间，《问题》对所有真诚探讨问题的思想与言路敞开，而无需雅俗古今中西主义圈子门牌等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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