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浅谈《贵州历史笔记》 我省史学家范同寿出版了一部新著,书名《贵州历史笔记》。看这书名很有点像一部历史题材的散文,展读之余,果然兴味盎然,感触颇多。我虽然对贵州历史了解不深,更非专业史学研究者,还是觉得有些话要说。 人们或曰: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应当具有三个标准:一是叙事清楚,构架严密,史料翔实,正确地再现了历史真实;二是文笔流畅,通俗易懂,大众化;三是作为一部专著,不是简单地重复别人之所云,而是在观点上有新意,给读者以更多的借鉴和启迪。 纵观《贵州历史笔记》,上述几点都是具备了的。因此,这是一部好的历史著作,特别适应当前了解贵州,宣扬贵州的需要。 《贵州历史笔记》不是对某一历史事件的专论,也不是由多篇互不相连的论著汇集成册。它的内容涉及由远古至当代在贵州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它涉及到了整个中华文明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的演变发展的全过程。写这样的全部历史进程,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整体看局部,纵向表述,也就是写通史的方法,以时间进程和朝代先后为序。例如远古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时期等等直至明清及民国和当代,以整个中华民族各个时期的历史对照贵州的历史。但局部与整体相比,总是有局限性的,特别像贵州这样的边陲之地,这样的表述必然会带来许多空白和不足之处。正如作者所说:“因为有许多断链,贵州的历史发展的脉络总是连贯不起来。”另一种是以社会形态的演变作为表述方式,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正如前面所说,作为一个局部它的发展和整体相比,总是有不尽相同之处。以社会形态来论述贵州历史演变,许多事也是说不清楚的。例如根据现有史料,夜郎国已是农耕社会,而且拥兵十万,俨然一个强大的方国。但它是什么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的历史分期至今尚存争议,何论谜团多多的夜郎?对此,《贵州历史笔记》的作者另辟蹊径,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写法。 全书共分八个专题,每个专题写了在贵州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几个历史事件或者一个历史时期。每个专题既可成为一篇独立的论著,又与其他专题相互有联系。看似横向切入,实则纵横交错,沟通了贵州从新旧石器时代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的“黔南事变”,窥视了贵州历史的全貌。可以说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贵州“通史”。它不拘于从全局看局部,而往往从局部联系全局。即从叙述贵州某一历史时期的史实为主,联系全国当时的现状。例如谈到贵州在远古时期的辉煌时,不是按照通常的写法,在远古时代全国如何如何,贵州又如何如何,而是从关岭的“海百合”说起,以《海百合的诉说》为题,从在关岭自治县发现的古生物化石群谈到黔西县的观音洞遗址、盘县大洞遗址等贵州旧石器时代的50余处文化遗址,再联系到全国各地的“芮城西侯度猿人”、“蓝田猿人”、“周口店猿人”等等,将贵州远古的辉煌和全国同期对比,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令关注贵州的读者为之振奋。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地处边沿以及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等原因,贵州历史和全国对接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空白之处。作者则试图从前人的著作,特别是试图从少数民族的传说中捕捉蛛丝马迹,进行解答。虽为一家之言,却也是难能可贵的。 《贵州历史笔记》是一部通俗易读的学术著作。一部学术著作,如果作者想要他的作品面向大众,获得广大的普通读者的欢迎,便必须在语言文字的表述上做到通俗化。只有通俗化才能大众化。语言晦涩,行文枯燥,满纸术语的著作,尽管其内容丰富、厚实,学术价值很高,也是得不到众多的普通读者欢迎的。《贵州历史笔记》则不然,通俗化、大众化是它的重要特征,说白了这是一部作者精心打造的通俗历史读物。首先是行文流畅,语言生动,夹叙夹议,有情有景,形似散文,可读性强;其次是由浅入深,引人入胜。作者善于抓住历史上的某一具体事件乃至传说中的神话作为引子,引出厚重的历史和作者想要表述的观点。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例如《鬼方在哪里》一节,竟然以民间广为流传的“钟馗捉鬼”为开头,殷高宗(武丁)伐鬼方,大禹治水等传说引起读者的兴趣,从而谈及学术界对鬼方在哪里的争论,最后归结到作者若隐若现的倾向,即“这样看来,认为鬼方在西南的观点,也不是一点也没有根据”。“若隐若现”到了叙说牂牁的一节还是全现了。在接下来的《系船桩的故事》一节中,经过旁征博引后,作者的结论是:“前有鬼方,后有夜郎,牂牁国所填补的,正是两个方国之间的一段空白。”表明他的观点是古时的贵州属于“鬼方”。《深河桥:期待着更多的关注》,是这类表述方式最精彩的一个章节。这是全书的最后一节,作者的意图,主要是写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攻占独山的“黔南事变”。但作者并没有从1944年春,日军从河南发动大规模进攻,历经8个月由广西入贵州的全过程。而是选择离独山县城10华里,鲜为人知的一座普通桥梁——深河桥的三次“倒下”,引出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依次是:明末清初原大西军张献忠部将孙可望与明朝总兵皮熊之战,皮抵敌不住败退独山,将离城十里的深河桥拆毁以阻孙可望的通道;其次是清咸丰10年(1860年),太平天国石达开的一支“假黔征蜀”部队,占领独山后被清军追得很紧,遂炸毁深河桥以阻止清军的前进;第三次则是1944年12月日军占领独山后,深河桥被美机炸毁,以断绝日军北进黔中之路。深河桥的三次遭遇,引出了三段历史故事。显然作者的意图主要是写日军攻占独山。这是八年抗战中贵州直接承受的一次烽火之灾,也是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搏。但通过普通一桥引出三段历史,读者不仅觉得有趣,而且觉得厚实。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功底。 不怕碰撞,创见颇多,是《贵州历史笔记》的又一特点,或曰“亮点”。历史的研究中,史实只有一个,看法各不相同的情况是常有的事。对一些已成定论的历史事件,提出新的观点,不仅需要有勇气,而且需要有足够的证据。勇气来源于佐证,佐证来源于刻苦的钻研,刻苦钻研出创见。这大概是一切老老实实的科学治学者不可逾越的规律吧?冒叫和炒作只能是功利主义的手段,最终还是站不住脚的。《贵州历史笔记》中,以大量的佐证提出新的论点,以弥补前人之不足,或者与某种定论相碰撞而自成一家之言的地方很多。体现了作者所付出的艰苦劳动。下面举出两个具体例子。一是关于李白流放夜郎的争论。唐代大诗人李白因涉及参与永王李璘谋反案被流放夜郎一事,始终存在争论,焦点是李白是否到过流放地?从北宋大散文家曾巩所写《李白集三十卷序》开始,便形成了李白被“长流夜郎”而中途遇赦,并未到过夜郎之说。这种观点世代相传成了定论。晚清贵州学人黎庶昌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途遇赦并非来夜郎的途中遇赦,而是指李白本是“长流不赦”之人,到夜郎一段时间后被赦还。李白诗中的“半道承恩还”是指“长流”的中途。但这样的见解并未受到重视。近年来也有遵义等地的学者提出李白确实到过贵州的文章和佐证,但似乎也没有引起反响。《贵州历史笔记》算是李白曾到贵州说的最强有力的回应。说强有力是作者从李白自己的诗词和旁人的一些著述中,提出了大量可信的佐证。“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从李白自己的诗中不仅说明他到了夜郎,连前后三年的时间都说出来了。据作者考证,李白流放夜郎时期的诗歌多达30余首,再加上对历史文献所载唐代设置夜郎县和夜郎郡的考证以及至今留存于桐梓县一带的有关遗址等等,唱出了李白曾到夜郎说的最强音,也为开发贵州的这一文化资源发出了有力的“鼓”与“呼”。再一个例子是马烨鞭挞奢香事件。朱元璋的至亲、贵州最高军事长官马烨,借故无理鞭挞和羞辱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目的是激其反叛而消灭之。这件公案最后以深明大义的奢香历尽艰辛,到南京告御状打赢了官司而告终。这一历史事件是真实的,看法呢?“皇上是圣明的,就是臣下不好。”这是一个基调,至少时下如此。文章是这么写的,戏是这么演的,电影是这么拍的。但《贵州历史笔记》的作者论及此事时,并没有人云亦云,照抄已成“共识”的定论。相反他对朱皇帝的“圣明”提出了质疑。质疑并非空穴来风,更非时下有人标新立异,以否定历史名人为“高明”的歪风所然。而是作了科学的分析得出的看法。其根据主要有朱元璋的为人处事性格;以及他对贵州的少数民族心存偏见,骨子里就不信任,不放心;将水西、水东合并为贵州宣慰使司,以水西安氏为正使,以水东刘氏为同知,实则是用的升其官削其实权的一种手段(权术),将贵州宣慰使司的衙门设置在贵阳,并对安氏明确“非有公事,不得擅还水西”的禁令;征南大军攻克云南后,朱元璋专门遣使到前线告诫傅友德等“如蔼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亦难守也。”等等,可见其心迹。马烨虽为一介武夫而且有马皇后作靠山,但如果他对朱元璋的两面策略不是心领神会,也不敢随意对贵州宣慰使这样的地方大员胡为。其分析和质疑是有道理的。朱元璋毕竟是封建皇帝,他的“威德并施”的民族政策(见洪武15年谕傅友德等)其实质是制服控制少数民族,绝不是我们现在的“各民族一律平等”。至于电影怎么拍,戏剧怎么编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纵观全书,这样的事例很多,它是《贵州历史笔记》的一大特色。 读了《贵州历史笔记》,令人不期然地想到“多彩贵州”。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逐步摆脱了“三无”和“夜郎自大”的精神枷锁,开始认识庐山真面目,看到了夜郎故地的奇山秀水和丰富多姿的民族文化。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推出了“多彩贵州”的品牌,长了贵州人的志气,提高了贵州的知名度。但是请不要忘记,神奇而又丰富的贵州历史文化,也是“多彩贵州”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此,人们是否都有了充分的认识呢?或者虽有所听闻却又似是而非,依然不识庐山真面目呢?若如此,就请读一读《贵州历史笔记》吧!其实,近年来我省学者们有关贵州历史文化的佳作不少,只是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
| 范同寿,贵州贵阳入,汉族。历史学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当过中学教师,陪同知青下过乡,办过校办工厂。1979年考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曾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贵州省志》总编。出版有《贵州简史》、《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史》、《西南军阀史》(合著)等著作10余部,发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与制约因素》、《清代前期治黔述论》、《试论滇西抗战》等文章百余篇。 |
| 贵州:怎“神奇”二字足以概括 壹 厚重而遥远的过去 “海百合”的诉说 原始文化的摇篮 为南方文明正名 贰 当中原争战不休的时候 历史的空白处 “鬼方”在哪里 系船桩的故事 水中漂来的竹王 假如夜郎王选择了战争 叁 秦皇汉武与贵州的古代繁荣 秦始皇和他的五尺道 深谋远虑的汉武帝 换个角度看“夜郎自大” 夜郎王兴的悲哀 夜郎有多少解不开的谜团 历史上的第一次官方移民 “汉三贤”质疑 诸葛亮和他的“不留兵”“不运粮” 谁种下了落后的种子 肆 两种管理制度并存的时代 隋王朝对贵州的“忽略” “黔”字简称追本溯源 羁縻州制开始的新时代 谁来为播州文化呐喊 说不清的夜郎故地 关于李白流放的争论 宋太祖搞错地名了吗 桐梓宋墓的联想 路即路,路非省 谁折断了上帝的鞭子 伍 土司制度——代表着一种文化 中国最后的世袭官制 被冷落了的水东宋氏 奢香的重诺与朱元璋的背信 海龙囤:何时不再孤芳自赏 改土归流的成功与失败 陆 第十三个行省是贵州 六百年积淀的文化品牌 贵州的建文遗踪 跳出贵州看建省 别忘了黔中大地对王阳明的滋养 永历皇帝的穷途末路 柒 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 社会大变革前的奠基战 沙滩现象与“沙滩文化” 家谱中的历史 青溪铁厂:一个历史的意外 自治学社: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捌 历史总在这里发生转折 自己向舞台中心靠拢 军绅政权:也不是无所作为 贵州:一九三五 深河桥:期待着更多的关注 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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