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 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本书为中国现 当代著名作家品《红楼》的文集。 |
| 综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作为古典长篇小说的《红楼梦》，堪称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存在。 之所以说《红楼梦》的存在特殊，这是因为：五四以降的现当代中国作家，面对着从“西风东渐”到“全球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出于“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良好愿望，大都将艺术借鉴和审美汲纳的目光投向了国外文坛，其中特别是投向了西方文学；而对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他们一般都表现出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忽略、轻视，乃至贬抑和冷漠。而在这方面，《红楼梦》无疑是个特例。这部于清代乾隆年间甫一问世即不胫而走的长篇说部，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不仅没有因为社会变迁和西风弥漫而淡出文坛；相反，它凭借自身非凡的审美成就和巨大的艺术魅力，始终扮演着久负盛誉、独领风骚的角色，进而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进行艺术探求时，绕不过去的创作营养和文学资源。即使一些西学背景相当浓重的作家，如胡适、林语堂、杨绛、张爱玲、白先勇等，似乎也未能例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家刘绍棠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圣经’。《红楼梦》可算是中国写小说的‘圣经’。”至于因为种种历史的或现实的机缘，《红楼梦》在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思想和文化语境中，几度上升为全社会的热点，则已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现当代文学史的范畴，我们姑且不作过多的枝蔓。 之所以说《红楼梦》的存在重要，则是鉴于：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所有成就卓著，声名远播的大作家，都与《红楼梦》有着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密的联系。这种联系自然首先表现为一大批作家在创作上和文本上对《红楼梦》的效法、借鉴与继承。譬如：巴金的《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等，从取材到结构都反射出《红楼梦》的印记；曹禺的《雷雨》、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延续着《红楼梦》反叛与自由的主题；孙犁、李辈、刘绍棠、贾平凹、王安忆的小说语言，明显吸取了《红楼梦》语言的营养；而张爱玲的小说，更是被一些评家径称为20世纪的《红楼梦》。不仅如此，为数众多的大作家和名作家，还怀着浓厚的兴趣，驱动笔墨，干脆撰写起了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其形式包括散文、随笔、札记、书话、杂谈，直至规范的红学论文和系统的红学专著。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当中有：鲁迅、胡适、郭沫若、林语堂、茅盾、俞平伯、冰心、沈从文、胡风、郑振铎、曹聚仁、聂绀弩、巴金、张天翼、何其芳、端木蕻良、孙犁、徐迟、张爱玲、高阳、苏雪林、黄裳、茹志鹃、王蒙、李国文、林非、林斤澜、牧惠、何满子、白先勇、刘心武、二月河、张曼菱、王安忆、陈村、苏童等等。于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一道奇特而又绚丽的《红楼梦》风景。 这些作家在谈论《红楼梦》时，无不以热情崇仰的笔墨，充分阐扬着《红楼梦》的精湛与伟大。譬如，鲁迅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俞平伯认为：“在现今我们中国文艺界中，《红楼梦》仍为第一等的作品，实际上的确如此。”茹志鹃则断言：“《红楼梦》是我们祖国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是我们中国的骄傲。它经历了二百多年历史的考验，更新了几十代的读者，这就是它伟大的明证。”有的作家还联系自己的阅读体验，揭示了《红楼梦》的不同凡响。如王蒙写道：“我是《红楼梦》的热心读者。从小至今，我读《红楼梦》，至今没有读完，没有‘释手’，准备继续读下去。《红楼梦》对于我这个读者，是唯一的一部永远读不完，永远可以读，从哪里翻开书页读都可以的书。同样，当然是一部读后想不完回味不完评不完的书。”张爱玲也坦陈：“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好几遍。就我自己来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一个人的欣赏能力有限，而《红楼梦》永远是‘要一奉十’的。”显然，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红楼梦》在中国作家心目中非同寻常的价值和地位。 那么，一部《红楼梦》究竟是以哪些内容吸引了中国作家?换句话说，那么多的中国作家到底为什么要沉醉于《红楼梦》之中?这恰恰是我们需要透过众多作家笔下谈“红”说“梦”的文章，来加以分析和探讨的问题。 (一) 文学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部文学作品被如何接受、怎样阐释，固然与作品的意涵和读者的情况密不可分，但有时又不是此二者可以完全决定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条件，这就是：作品接受和阐释过程所面临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换句话说，在很多时候，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会有效地突出和放大作品某一方面的内容和取向，使其格外吸引读者的目光，并引领读者的认识和思路。这一点在中国现当代作家谈论《红楼梦》的文章中，得到了又一次证实。如众所知，《红楼梦》原本恢宏博大，气象万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大书。它允许甚至期待着读者来自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和不同方法、不同渠道的接受与阐释。然而，五四以降的近百年间，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深重灾难、激烈动荡和异常艰难曲折的变革与建设，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启蒙、救亡、匡世和“立人”的精神主潮，却一下子把这部书的社会、历史、文化乃至政治意涵特别地凸现了出来，使其具有了认识中国社会与历史的重要价值。不少作家恰恰是以此为主要视角，展开了对《红楼梦》的阅读和阐释，其具体内容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强调《红楼梦》对封建社会专制与黑暗的批判，指出封建主义灭亡的必然性。譬如，鲁迅写道：“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孟超认为：“一部《红楼梦》写官僚豪家贪赃枉法仗势欺人的事，真不知多多少少。在这中间昭然若揭成为皇皇巨案，而且人命关天，竞至沉冤莫白，糊涂过去的，就莫若贾雨村判的葫芦案和王凤姐的弄权铁槛寺了。”蒋和森更是断言：“曹雪芹在揭露封建社会时，特别对那一黑暗世界的主人——封建统治阶级作了深入膜里的艺术解剖；并且令人信服地展示出这个阶级的腐朽本质，及其‘无可如何’地走向没落的命运。”李国文在叹服曹雪芹饮食描写极为真实的同时，敏锐地指出：“在这个可怕的真实背后，也使我们对这个懂得穿衣吃饭的三代为官阶层，那坐吃山空，最后必然连民族，连国家都要跟着山穷水尽的前景，就忍不住要惊讶，要恐惧，要骇异，要抗争了。”如此这般的文字，构成了对《红楼梦》一书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社会学评价与阐释。 第二，强调《红楼梦》所包含的精神自由、个性解放的吁求，以及平等与爱的呼唤，反对一切非人性与非人道的历史现象和社会存在。譬如：李辈在谈到自己与《红楼梦》的渊源时写道：我初读《红楼梦》时只有16岁。当时，“因为日本鬼子‘清乡’，我们把牛牵到家乡的山沟里喂，我就在一个小洞里读了这部书。大约是四天读完，那四天中……我像疯狂一样在漫游着一个感情的世界。”几十年后，“文革”爆发，“我却为我的女儿逐渐长大，而没有读过《红楼梦》而着急，因为我担心他们在那‘这就是造反派的脾气’的声音中，会变成‘野兽’·后来终于借到了，我想，在他们思想荒芜的土地上，让他们去认识一下人和爱这第一课，是必要的”。由此看来，在李辈眼里，《红楼梦》是一部承载着“人和爱”的作品。舒芜的《宝玉为什么不喜读书》一文指出：宝玉的“所谓不喜读书，其实只是不喜欢为作八股文而读‘四书”’。“贾政要求宝玉走科第功名之路，是坚决的；宝玉拒绝走这条路，也是坚决的。贾政的坚决性，表现在他的动辄‘断喝一声’，直到拿起大竹板乱打。而宝玉的坚决性，并不表现在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慷慨陈词，晓以新义；而是表现在当时毫无反抗，战战兢兢，事后我行我素，屡教不悛。”这就是说，宝玉为了追求精神的自由，毅然做出了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够做出的消极而又顽强的抗争。显然，所有这些，都有效地拍合着20世纪国人由自在走向自为、由愚昧走向文明的主旋律和大进程。 第三，强调《红楼梦》所表现的对女性的赞誉与同情，鞭挞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尊重和倡扬自主而美好的婚姻与爱情。譬如：茅盾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即曹雪芹的原作)，一方面展开了贾宝玉的‘三角恋爱’，一方面也就写了婚姻不自由的痛苦。”他又说：“《红楼梦》以前，描写了男女私情的小说已经很多了，可是大都把男人作为主体，女子作为附属；写女子的窈窕温柔无非衬托出男子的‘艳福不浅’罢了。把女子作为独立的个人来描写，也是《红楼梦》创始的。”俞平伯指出：“我们平常也都知道封建社会婚姻是不自主的，看了《红楼梦》就更恨这样的不自由。”聂绀弩则发现：“小红是《红楼梦》里唯一的表现了正常爱情的丫头——何止丫头，包括小姐在内的一切少女。”因此，他对其表示了热情的称赏。而蒋和森更是怀着无法抑制的激情，对《红楼梦》里林黛玉、晴雯、尤三姐等女性形象，进行了笔酣墨饱的讴歌。他这样写晴雯：“你的爱情也像你的为人一样，永远是那样盼火红，那样的灼热，同时又是水一样的清白。当你交出了爱情，同时也交出了生命。”诸如此类的文字，有力张扬着《红楼梦》在特定的时代和国情之下，独特的社会和人性价值。 现当代作家对《红楼梦》所作的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分析与阐释，因为呼应着时代的潮流和生活的变迁，所以令人瞩目；而他们在这种分析与阐释过程中所传递出的某些立论的特点，同样不容忽视。这突出表现为：作家们谈论《红楼梦》的思想和认识价值，有时并不单纯依靠书本资源，而是同时融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体验，使其更具有生命对话的意义。譬如，从十年动乱中走过来的孙犁认为：曹雪芹有过悲欢离合、兴衰成败、贫富荣辱的生活历程，所以，他是了解全部人生的，是所谓的“过来人”。“历史上‘过来人’是那样多，可以说是恒河沙数，为什么历史上的伟大作品，却寥若晨星，很不相称呢?这是因为‘过来人’经过一番浩劫之后，容易产生消极思想，心有余悸，不敢正视现实。或逃于庄，或遁于禅，自南北朝以后，尤其如此。而曹雪芹虽亦有些这方面的影子，总起来说，振奋多了，所以极为可贵。”这样的理解，是包含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味的。这是烛幽发微，但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林非是一位践行鲁迅“立人”思想的学者兼作家。他在回忆当年读《红楼梦》及脂砚斋批语的情形时，同样很自然地浸透了自己的观念与性情，如对民主、平等的崇尚，对独立思考的持守等。胡兰成虽然人格低下，大节有亏，但他联系自己的沧桑之感来谈《红楼梦》里的“华丽”与“富贵”，倒也不失别有发现。应当承认，上述云云，是有效丰富了《红楼梦》的内容的，因此是作家读“红”的特殊贡献。 (二) 《红楼梦》包含了渊赡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意涵，只是所有这些意涵，都是通过卓越的文学形式加以表达的；也就是说，《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这就决定了以文学创作为己任的现当代中国作家，在面对《红楼梦》时，必然要放出专业的目光，展开文学的探视与解读。应当看到，这是作家们独具优势，因而可以纵横驰骋，尽显身手的疆域。 大凡具有文学素养者都知道：对于长篇小说的艺术表现而言，其优劣成败的关键，除了作为载体乃至本体的语言之外，主要有两点，这就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结构的安排。现当代作家自然熟谙个中道理，他们在分析《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时，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这两点；而对每一点的阐发，都不乏精彩、独到之处。 譬如，针对《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一文，从主人公贾宝玉的结局人手，以果求因，既肯定了宝玉出家这种人物归宿较之种种大团圆的高明之处；又揭示出宝玉身上存在的实际上是来自作者的种种矛盾，其结果使读者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理解了宝玉的形象内涵，也理解了文学塑造人物的奥妙和局限。陈村的《意淫的哀伤》，由警幻仙姑提出的“意淫”二字说开去，对贾宝玉特有的女性意识，以及他与所有女孩子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梳理和阐释：“他所爱者是‘女儿们’，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的异性，这就使他的爱充满危险。他将爱投向纯洁的心理正常的女子，这些女子必然要求他也专一，要求他作出抉择。他怎么能够呢?于是只好回到孩童，逃避责任。”这时，一向在女孩子堆里持泛爱态度的宝哥哥，便呈现出全然陌生的效果。 同样，在对《红楼梦》情节结构的分析上，作家们也发表了许多独辟蹊径，别具一格的见解。譬如，冰心认为：“《红楼梦》的故事，虽然都是取材于作者耳闻目睹的真实生活，但若没有经过作者一番精心结构，它是不可能成为一部完整的、生动逼真而又波澜起伏的文学作品的。”于是，她选择“两山对峙”作为结构技巧之一斑，撷英咀华，深人分析，从而把《红楼梦》的无限风光留给了读者。王安忆也对《红楼梦》的结构发表过高论。她把全书比喻成一座大房子，进而指出：能够进入这所大房子，并走通所有房间的那扇最主要的门，不是书中写实的情节和人物，而是隐藏在这一切背后，同时又决定着这一切命运的那个虚幻世界——“太虚幻境”。只有抓住了这个“虚幻的后景”，《红楼梦》才不只是历史情景的局部翻版，而是曹雪芹完整的、独立的心灵世界。如此高屋建瓴而又切中肯綮的观点，自然有利于人们领略《红楼梦》的构思之巧与结构之妙。 应当看到的是，无论谈人物塑造，抑或说结构安排，作家的品“红”之作都同学者的论“红”之文，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每每呈现为：第一，学者谈艺术多讲究理论的依据，而作家谈艺术多注重自己的直觉和感受。请看二月河为史湘云“正名”：“随着梦幻一般的家庭变故和与宝钗长期共同相处，史湘云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撩开那层纱幕，她听到了林黛玉内心深处凄凉的呻吟，看到了‘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大观园真境，她所崇拜的偶像头上也失去了灵光圈，像遇潮的糖塔一样坍塌了!她眷恋过去，但却与‘过去’坚决地分手了；她憧憬未来，但‘未来’对她却是一片模糊。她迷惘不知所之，在与自我的痛苦诀别中，她自愿作一只孤鹤去渡茫茫秋夜中的寒塘。”这与其说是人物分析，不如说是主体抒情，其结果，是使作家谈“红”更接近艺术的本性。第二，学者谈艺术多立足于欣赏，而作家谈艺术常回归到创作。如鲁迅激赏《红楼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些地方“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白先勇在讲述《红楼梦》对自己的影响时，干脆拿笔下的小说《游园惊梦》来现身说法。孙犁更是把《红楼梦》当成了说文谈艺的常用教材，他晚年写成的《小说杂谈》系列文章，一再熟练地使用着《红楼梦》里的例证。这样的努力便使《红楼梦》作为创作典范的意义，充分显露了出来。第三，学者谈艺术常作由此及彼、由点到面的拓展与演绎，而作家谈艺术则每有鞭辟人里、万取一收的提炼与概括。不是吗?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何其芳就在著名的《论(红楼梦)》中，透过贾宝玉、林黛玉的形象塑造，提出了典型理论的“共名”说，其人性探索的创新意义，一直延续到新时期。王蒙对《红楼梦》的艺术阐发，颇多颖异超拔之处。他建立在充分的文本分析基础之上的“小说的随意性与规定性”的命题，以及“时间是多重的吗”的发问，都具有普遍而深远的审美价值。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多是学养和成就都极高的大作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真正领略“红楼”胜境，需要眼光，殊非易事。 (三) 在中国小说史乃至文学史上，《红楼梦》首先是一部警世、匡世、醒世和人世之书；但同时它又包含了一定程度的适世、玩世、避世和出世色彩。如果说前一种特质借助历史的气候和时代的大势，幻化为现当代作家认识、解读乃至改造中国社会的一面镜鉴；那么，后一种意蕴则因为种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不时充当着某些现当代作家的心灵憩息地与精神避难所。这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些现当代作家每当遇到人生的磨难或灵魂的困境，总喜欢到《红楼梦》里寻求抚慰和解脱，都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视为堪称首选的情感寄托。遥想59年前，因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目而身陷囹圄的胡风，在审问告一段落，听候处理期间，便提出了“给我一部《石头记》”的要求。而当要求得到满足时，他“竞在约半年的时间内读了它五六遍”，并在以后陆续写成了《(石头记)交响曲序》。与胡风读“红”经历相似的是作家王西彦。1972年年初，在东海之滨农村干校接受改造的他，因脊椎病严重而被允许回上海治疗。那时，他的全部图书均被查封，而当有朋友借给他一部《红楼梦》及相关资料时，他便一边精心研读，一边写下了一系列读书笔记。新中国成立后的沈从文，面对急剧变化的环境，自知已无法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于是便把精力转向了文物与艺术研究，并写下了若干融文学家的生动和学问家的严谨于一体的文章，这当中，也包括了多篇破解《红楼梦》器物之谜的随笔。而这样一些谈“红”之作，虽然难免留下了特定时代和心态的印痕，但由于是作家专心致志，借以遣怀的结果，是一种生命创造力的曲折性和转移性抒发，所以，无论是谈思想，谈艺术，还是谈器物，都不乏独具只眼，可圈可点之处。这些文章在当时或后来发表，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还有一些作家，以轻松洒脱的心态谈论着《红楼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命运背景，而仅仅是出于一种专业的兴趣，一种文人的雅好，甚至是出于一种性情的释放和精神的休闲。譬如，郭沫若因为有过学习近代医学的经历，所以，他津津有味地解析着《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的生活依据，由此浮现了曹雪芹的伟大和局限。阿英一向喜好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一篇《漫谈(红楼梦)的插图和画册》，正是这种喜好在《红楼梦》里逗留的结果。陈从周是著名的园林艺术家。为此，他特别关注据说是《红楼梦》里大观园原型的清恭王府，从而写下了《恭王府小记》，既谈史实，又记游踪，别有一番情致。马瑞芳作为大学里的教授作家，写过许多有影响的红学论著，而她的一篇《域外人谈红楼》，通过介绍自己给外国留学生讲《红楼梦》的情况，则为人们欣赏该著，提供了兴味盎然的国际参照。俞平伯是20世纪作家谈“红”的一代宗师。只是他最初之所以选择此事，亦不过是出于破闷醒目，避世消愁的目的。用作家1921年6月与顾颉刚通信里的话说便是：“京师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每一执笔必弈弈如有神助也。日与兄来往函件甚多，但除此以外竟鲜道及余事者，亦趣事也。”这样写成的文字，倒也呼应和吻合着《红楼梦》中的某些精神意旨，不失为读“红”的一种态度和方式。更何况这类文章大都堪称清新自然，娓娓道来，足以使读者获得审智与审美的双重享受。 (四) 近百年来，《红楼梦》不仅是文学史上的名著，而且是学术史上的热点，即围绕这部名著的研究与评论，形成了一门显学——“红学”。而通常所说的红学，除了包括文艺学、小说学意义上的文本分析与阐释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针对《红楼梦》的本事、作者、家世、版本、佚文、器物等等展开的索隐与考证。也许是索隐与考证所体现的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解密，足以吸引现当代作家的兴趣与癖好；也许是在现当代作家看来，有关《红楼梦》的索隐与考证，对于正确理解和评价这部作品实在至关重要，既成的事实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面对异说纷呈，高潮迭起的红学态势，已经不再满足于以“票友”的身份，进行单纯的思想和艺术言说，而是干脆进入红学的领域，像专门的红学家一样，搞起了索隐或考证。在这方面，现代的胡适、俞平伯、林语堂、张爱玲和当代的刘心武、克非、张曼菱等，都堪称是下过工夫且产生了不同影响的代表。其中胡适、俞平伯更是世所公认的考证派新红学的开创者。 不过，即使是同样从事红学索隐与考证，作家们所惯用的方法、路径，以及由此呈现出的整体风貌，也与专门的学者明显不同。如众所知，迄今为止的红学家开展索隐与考证，是离不开材料的发现和文献的佐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材料和文献，就无法进行“索”、“考”。然而，作家们的索隐和考证却有所不同。他们虽然也注意材料、文献的搜集和运用，但似乎并不将其视为通向正确结论的不二法门；而是在适当占有材料和文献的基础上，更注重对作品本身的细读。努力凭借这种细读，同时再加上作为作家所特有的，对人情物理和创作规律的稔熟，以及超凡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推求精神，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不妨以张爱玲作《红楼梦魇》为例。她的这部重在清理作家与作品和作品诸版本之间关系的考证之书，其使用的材料大都不出前人已经引证的范畴，然而，其整个论证过程却因为渗入了作家建立在熟读基础之上的设身处地，以意逆志，以及来自作家创作经验的别有会心，见微知著，所以，竞每有一些新奇而不乏说服力的观点出现，如：用曹雪芹自身的从幼稚到成熟，来解释《红楼梦》各稿本中人物年龄的大小不一；用通常小说创作的出新与回退，来破译《红楼梦》文本里的现代色彩与传统因素，等等。难怪连周汝昌这样的红学考证大家，都要贻以“几回掩卷叹张君，红学着堪树一军”的诗赞。张曼菱发表于《文艺报》的近作《何来群芳聚(红楼)》亦复如此。这篇文章认为，《红楼梦》里所写的群芳汇聚大观园，实际上是“用了一个省亲别墅，装进了明清时代那秦淮河上的诸多景致内涵”。其结论虽然没有确凿的史料作支撑，但在作家奇思妙想和严格推求的参与之下，倒也显得别开生面而又合情合理。 当然，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要算近年来刘心武对《红楼梦》的“揭秘”。在前些时连续出版的《红楼望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等著作中，作家凭借长期观察生活所形成的敏感和细腻，竟然从犄角旮旯里发现了蛛丝马迹，进而启动联想和推理，剥茧抽丝，条分缕析，指出了一部《红楼梦》里隐藏的诸多宫闱秘事和家族秘史，以及这一切对于《红楼梦》成书的作用和意义。毋庸讳言，如此这般的索隐加考证，由于抛开了一般的史料基础和学术规范，所以，它很难得到专业红学界的认可，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其红学乃至文学上的价值，还是不容低估的。这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提示人们思考，在中国特有的文史交杂，以文讲史的小说传统里，《红楼梦》作为一部典范之作，很可能真的隐含了某些历史的大事和细节，而搞清楚这些大事和细节，对于《红楼梦》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第二，鉴于第一方面所论，我们或许可以说，红学索隐并非一概是穿凿附会，郢书燕说，它迄今依旧不绝如缕，恰恰是因为书中确实有“隐”可“索”。这是《红楼梦》的个性所在，也是红学的魅力所藏，没有索隐的红学，是不完全的红学。第三，它告诉今天的读者、作家和研究者，《红楼梦》还有这梯一种阅读之法，还有这样一种进入通道，这当中无疑包含了猎奇猜谜的娱乐成分，然而，不走向极端和绝对的娱乐，不也是一种有益的阅读效果吗?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刘心武的另类红学，还是不要轻易的一概否定。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中国现当代作家围绕《红楼梦》所作的种种解读，承载了极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和艺术内涵，同时也折映出相当复杂的人生印痕与心灵投影。它们以更切近形象化和审美化的言说方式，既深化着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和认识，又填充着红学艺术宝库里的遗产珍存，更呈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从这一意义讲，关注和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笔下的谈“红”文章，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必需的。本文就权作这一方面的引玉之砖。 |
| 由于母系里有一些家学渊源，我很小就与古典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学龄前，凭着外公教的若干汉字，我就熟读了有关“三国”、“西游”和“水浒”故事的连环画，且时常跟随外公出入公共场所，听这类评书，看这类戏剧，以至于有了我在火车上，面对陌生的旅客，“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效颦式表演。上中学后，虽适逢“文革”，但因家中尚有残存的藏书，所以，我还是在兴趣的引诱下，既一字不落又囫囵吞枣地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儒林外史》、《荡寇志》、《儿女英雄传》等等。大约从那时起，我的内心深处便围绕古典小说，生成了一种近乎“情结”的东西。后来参加工作，虽然是在机关里当秘书，搞宣传，埋首于很有些“八股气”的公文材料，却不曾因此就放弃对古典小说的喜好。相反，正是在那段时间里，我萌生了搞一点古典小说研究的想法，并为此而通读了百部以上的古典小说作品；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因工作之便，接触到了脂本系统的《红楼梦》，及大量的研究资料，甚至有机会读到了一向属于禁书的《金瓶梅》；还是在那段时间里，我陆续发表了《明清小说理论家论小说鉴赏》、《我看(金瓶梅)的性描写》、《说海续书谈》、《谈(水浒)的对比艺术》等一系列有关古典小说和古典小说理论的文章，并在前辈学者的举荐下，先后参加了《金瓶梅词典》的撰稿和《金瓶梅》电视剧的改编。所有这些，都不断加深着我对古典小说的理解，同时也强化着我对它的深爱之情。 近十几年来，我先后在北京和大连的文化部门供职，其具体的岗位分工则是：或主持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或参与文艺创作的组织管理。这样的职业角色使我所从事的业余文学研究与文艺批评，无形中更多地停留在了现当代的范围内。然而，即使如此，我依然无法忘记古典小说这最初吸引自己与文学研究结缘的一方领地、一片风景，更无法消解内心深处由来已久的古典小说情结。这种无法释怀的结果便是：我在同现当代文学对话的过程中，不仅常常回过头来，情不自禁地留心一下古典小说领域的研究情况；而且渐渐生出一种似乎不自量力的设想：应当把古典小说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嫁接起来，开辟一点陌生的领域，也提供一种新鲜的视角，从而使两方面的研究都获得拓展和丰富。而梳理五四迄今中国作家读《红楼梦》的散文、随笔、杂文，包括序跋、演讲稿等，经过遴选而裒为一集，便是为了实现上述设想所进行的一项资料性和基础性的工作。 说起《红楼梦》，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国古典小说走向成熟的峰巅之作；而围绕这部峰巅之作所展开的包括索隐、考证、校勘等等在内的种种研究，早已构成了学术界二百多年来历久不衰的一大显学。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红楼梦》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几乎覆盖了研究者审视与搜求的目光，但其中唯独现当代作家写下的有关《红楼梦》的散文、随笔、杂文、杂论等，大约因为它打破了通常的学科樊篱，所以一直未能得到红学家于整体上的关注和宏观上的把握。而在我看来，这种整体的关注和宏观的把握，对于深入阐发和广泛传播《红楼梦》固有的价值和意义，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必不可少。其理由至少有三：第一，作家们谈“红”的文字，大都是率性而为，有感而发，少禁忌，无框框，有什么，说什么；它们没有学者笔下正宗的红学论文所每见的超负荷的使命感和功利性，更没有功利性驱使之下的学术上的“故作姿态”和“过度阐释”，因此，它们的见解常常比较接近作品的实际，也更多体现了评价的客观与公允。第二，作家们具有足够的文学阅历和丰富的创作经验，这决定了他们阅读《红楼梦》时，必然更多地带有文学的目光；而他们品评《红楼梦》的文字，也自然更切合创作的实际。对于文学阅读与批评来说，这是不可多得的优势，足以见他人所未见，言他人所未言，从而真正发掘出作品的审美价值。第三，作家们善于形象思维，长于感性表述，因此出自他们之手的谈“红”文字，总是很自然地饱含着艺术的气质，有一种美的感染力。这无疑有益于其自身的不胫而走，当然，也就有益于《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普及与提高。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在翻检大量书报资料的基础上，完成了这本《百年一觉红楼梦》的选编工作。而在具体的选编过程中，有几个涉及全书内容和体例的问题，似乎需要稍加说明：一、现当代作家留下的有关《红楼梦》的文字，数量较多，文体也不尽一致，其中大量的属于宽泛意义上的散文、随笔、杂文、杂论，但也有一些接近或者干脆就是规范的红学论文。考虑到全书既然定位于前者，那么，对于后一类文章则只能割爱，好在它们多系目光独具的一家之言，完全可以进入一般的红学视野。二、在笔涉“红楼”的现当代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兼有学者的身份或资质，他们构成了作家谈“红”的骨干力量。对于他们笔下的精品佳作，本书自然尽量接纳。但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有的学者原本也是作家，但由于他们的学术成就太大，以至于学者的名声掩盖了作家的身份。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展示作家谈“红”的阵容和风貌，对于这部分作家的谈“红”之作，本书亦择优选用。三、从市场和读者的角度来看，本书的容量不可能无限制膨胀，而笔者又希望在有限的篇幅里，尽可能多收人一些作家与作品，因此，精粹简约便成了文章选择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对于一些虽然十分精彩，但篇幅过长的文章，本书只能采取节选的办法。四、本书所选的谈“红”文章完成于五四迄今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时问跨度大，其中难免留下一些时代造就的思想观念上的局限乃至行文习惯上的差异，考虑到对作家和历史的尊重，本书一概保留原貌。五、尽管面对的是作家们散文、随笔和杂文、杂论式的谈“红”文字，但在对它们进行取舍时，笔者依然注意到了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问题，甚至把这一点当成了和文章内容同样重要的取舍条件，因此，收入本书的作家谈“红”之作，不仅观点颖异隽拔，而且大都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但愿本书的这些选择能够得到读者和研究者的认同。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河南人民出版社，是他们在社科图书市场不容乐观的情况下，给了本书以面世的机会。同时，我还要衷心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杨光女士，她在本书编辑出版的过程中，不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而且提出了很好的建设性意见，为全书增色不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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