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

绪论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范围内，由于教条主义地认为社会主义和民主必定要同时并进，所以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在过去的40年里已经大大地暗淡了。社会民主主义一直是这种教条最有影响的版本，这种版本被用来为各种新式的官僚主义统治辩护，同时妨碍各种民主自治理论的更新。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保卫民主其实就是为赢得对官僚主义国家机构的控制而斗争；利用这些机构在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指挥能力；从而减少或取消私人资本的权力及其应负责任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倾向无疑把国家和资本主义机构的“消亡”看作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然而，政治权力暂时还被认为是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社会主义成就，为了保护这些成就和未来的变革，防止“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破坏和报复行动，国家权力还是需要的。在反对这些抗拒分子时，官僚主义的国家会变成存在之物的临时保管人。国家通过保证投资、减少失业和扩大社会保险项目的再分配战略使自己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便能保证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公正和平等。于是，一个民主的“人际关系”、不受限制的生产和大量福利事业的时代便开始了。
这种预测认为，一种比较“民主的”秩序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结果。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性质不仅在于它的反资本主义的再分配政策。由于负责实现民主的“均衡模式”(麦克弗森语)，即接受传统的选择机制和有权威的政府——这些机制如保证政党精英之间的竞争的定期选举、法治和立法机构独立等，国家便可以强化以民主名义实行的财产关系社会化。社会民主主义深信这些机制的必要性，进一步设想社会群体不会独立自主地作出政治判断；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扮演被动的公民角色，宁愿选择政治上的精英人物，后者则依靠争取选票获得决定权。这种统制主义的均衡民主模式被看成是不言而喻的解放模式；按照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过分自信的观点，通过逐步扩大官僚主义国家权力的网络就可以分期建成合作的和民主的社会。
在这种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必然关系的假设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主本身的概念被断章取义的程度。很不严格地说，如果我们所说的民主是指一种有差别的和多元的权力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与整个集体有利害关系的各种决定都是由集体所有成员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那么，从某种规范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使这个概念的含义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和倒退的)变化。通过某种含糊不清的解释，民主变成了统治者向被统治者传达决定的同义词。从前被公认是限制滥用职权的主要手段的民主，现在却变成了无自由权状态的伙伴，而民主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变成了在国家和社会范围内现存的官僚主义化的同义词。
这里以一种简略方式描述了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各种假设。然而，关于这些假设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却不能有丝毫怀疑。从它自己的政党组织圈子到它已经占领和扩大的国家机构，这种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大大地加快了当代生活的官僚主义化。它促成了日常生活的进一步分化，给个人和群体贴上了标签并加以限制，通过官僚主义的专业技巧强化了调节和安排生活的一整套制度。然而，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是没有它的困难和自相矛盾之处；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正在很快地不再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可行的和合理的政治选择。尤其是在世界经济领域里的生产减退和变化以及关于国家官僚政治的争论所带来的压力下，社会民主主义保证通过行政手段达到一个民主的“人际关系”时代的目标比它的鼓吹者迄今所设想的更难达到，这一点已经变得显而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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