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

自序
如果说中国目前已步人后现代，估计没多少人相信。但毫无疑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出现一些后现代因素：科学技术核心地位的确立、知识产业的崛起、互联网的普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消费时代的来临……后现代化与现代化进程结伴而行，这大概是当今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共同命运。现代化离不开知识分子，而后现代因素的介入使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位置发生了某种扭曲、变异。现代化的召唤与后现代的平面化使知识分子(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在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面前进退失据。可见，在当前中国，“后现代与知识分子”已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而这正是我对它感兴趣的主要原因。
但感兴趣不一定就要写书，就像一个人对小说感兴趣可以去看小说，却不一定要写小说一样。促使我撰写本书的直接动因并非兴趣，而是我在阅读有关“知识分子”和“后现代”的文献过程中，对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游谈无根有了更深切的认识。正是这种游谈无根使我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游谈无根的第一个表现是文献中存在大量的知识性错误，或者说有违事实之处。依据事实说话，这似乎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失去了事实的支撑，思想便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幸的是，学者们在讨论“知识分子”和“后现代”问题时，对自已引以为据的“事实”常常足信手拈来，不加必要的查证便宏论迭出。比方说，在涉及“知识分子”词源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如下的说法(未注明出处的为学界公认的说法)：
(1)“知识分子”一词有法语和俄语两个源头。
(2)法语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一词最早由老虎总理克里蒙梭于1898年德雷福斯事件中使用。
(3)左拉于1898年初写了一封题为《致共和国总统》的信，《曙光》报主编克里蒙梭将这封信的标题改为《知识分子宣言》，从此，“知识分子”一词逐渐为人熟知。(邵建：《“枭鸣”的猫头鹰——知识分子肖像》，《北京文学》，1999年，第2期)
(4)左拉于1898年1月14日在《曙光》报上发表了《我控诉》一文，同一天，克里蒙梭以《知识分子宣言》为标题撰文评价《我控诉》，“知识分子”一词由此诞生。(陈乐民：《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闲话知识分子与治学》，载《读书》1994年第1期，第3卜31页)
(5)法语中的“知识分子”一词首度出现于1898年1月23日之《曙光》杂志中左拉等人所写的一篇文章。(许纪霖：《关于知识分子的系列思考》，载《东方文化周刊》第6—16期；黄平：《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总第2卷)
(6)俄语中的“知识分子”一词最早由小说家博博雷金于1860年代使用。
(7)法语和俄语中的“知识分子”最初均用来指那些对社会现状不满的学者或文人。
每当看到这些“有鼻子有眼”却似是而非的说法，特别是看到这些说法出自该领域“名家”之口时，我便不禁愤怒：凭什么这么说?您查资料没有?
也许有人会说：你列举的七当中，大都只是关于“知识分子”一词由何人首先使用、何时使用、何处使用的细枝未节问题，无关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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