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郑树森 编著 作者简介： 作品：《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 |
| 书摘 除了中国土地的描述，另外值得注意的，当然是里面的女性角色——巧巧与九儿。她们两个都符合“东方小女人”的那些形容词。然而张艺谋似乎比陈凯歌更讨西方人欢心，因为在他的片子里，巩俐的角色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丰富之感”(plenitude，套用弗洛伊德的说法)，也许是她的嘴唇，也许是她的眼神，使得她更像前面提到那些西方影片中的东方女主角。《菊豆》里面，在一片片大块泼墨式的鲜艳色彩之中，巩俐的红色小肚兜最为醒目——因为它/她出现在匙孔之中，成为每个观众（而不仅仅是天青）偷窥的焦点！到了发同黑白片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西方观众除了再度体认张艺谋控诉中国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之外，他们所注视的，仍是艳丽的巩俐。 这部片子果然不再有张艺谋以往漂亮的画面，有的是类似记录片形式、非常写实的镜头：街头的人潮(到处都是人!)，马路上并行的马车、汽车、人力车与自行车，路边的个体户摊位(卖的是明星海报——周润发与汤姆·克鲁斯摆在一起)，贫瘠又没有颜色的乡村(与五光十色的城市形成对比)，老人空洞的眼神，骑着自行车的少女等等。这当然不是西方人所熟悉的、寂静无声的中国，这是把所谓“贫困的奇观”(spectacle of poverty)搬上银幕，也就是把中国人口多的历史事实，以及中国在进入现代化之前的杂乱无章情形，给西方人瞧瞧(令人联想到安东尼奥尼二十几年前的记录片《中国》)。一段又一段不相关的镜头之间，只靠着巩俐所饰演的角色连接起来。然而银幕上的她，挺着大肚子，全身被厚重的衣服包住，又说着陕西土话(影片上有中文字幕，我们才知道她说什么)，已不再是西方的“东方小女人”。 在个人情欲的层次上，导演似乎要展示的，是蝶衣自少孤身离家，在学京剧的严苛训练下，孤独无援而令他变成同性恋者。电影开场砍去尾指的阉割暗示、严苛如酷刑的京剧训练、被迫唱“我本是女娇娥”，唱错了最后还要被师兄用烫热的烟斗塞进嘴中处罚。这里导演用非常煽情的手法，把同性恋处理成受迫害而形成的牺牲者，这代表了导演对性别比较狭隘的看法，也缺乏了对主体性的探讨与了解。在人物刻画上，我们只见他妒嫉、发脾气、自杀，完全是过去对女性的典型的描写。在导演的镜头摆布下，这人物在画面上又总是朦朦胧胧，隔着金鱼缸，放在纱幕之后，安置在中远景而少特写，特别少说话的机会，成为被观赏的景象。正因导演的无心正视，不欲细 更多 |
| 导论：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 1 “通俗剧”、五四传统与中国电影 2 黄土地上的文化苦旅——1989年后大陆艺术电影中的多重认同 3 《秋菊打官司》的中国图像——东方主义与“中国”的符号意义 4 男性自恋与国家民族文化——陈凯歌《孩子王》中的主体性 5 《霸王别姬》——戏剧与电影艺术的结合 6 民族电影与香港文化身份——从《霸王别姬》、《棋王》、《阮玲玉》看文化定位 7 功夫喜剧——传统·结构·人物 8 跨越边界——香港电影中的大陆显影 9 香港一九八九——移民论述/爱情絮语 10 重绘台北新图像 11 赖皮的国族神话（学）——《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12 观看、认同、模拟——从《香蕉天堂》看电影机器 作者简介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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