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芒需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 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 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 “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质已矣。 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与夫极尊敬之师友，皆直书其名，不用别号，从质家言，冀省读者脑力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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