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
情人这一概念应该包含三个要素：一、必须有感情的付出。二、有性关系（或至少有亲密关系如拥抱接吻）。三、较为持久的关系。
“情人”这一角色，在西方，似乎并不等同于罪恶，但在中国，尤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而言，这是一种“非常态”的角色，它常常“放荡”、“淫乱”相提并论，简直可称为“变态”。在台湾的两性世界中，“情人”从传统的“变态”几乎要成为了都市男女之间司空见惯的常态， “婚姻恐惧症”在台湾如同幽灵般四处游荡，“十八年来在爱情大街闲逛，我不免有所感慨：有灵气的爱情少了，刻骨铭心的婚姻寥若晨星，愿意共负一轭努力建立现实或精神层次堡垒的情偶也不多见了。这情爱国度仿佛正经历一场瘟疫，红男绿女在黑街暗巷晃荡……”，年轻的台湾女作家感慨不已。
十七世纪英国玄学诗人约翰顿，把恋人之间的关系比作围绕着一个定点的圆规的双脚，大加赞颂。这一情爱妙喻流传甚久，而今台湾女子却对其大唱反调，夏宇写道：“人们认为那种围绕着一个定点而存在的事实是好的，关于坚贞等等美德。而我不准备同意，如果我像一支圆规，只是因为我必须那样，我只好那样，那只是一种情况……它无关于美德。你知道，也许很久，也许不久，它也终将亡散和逸失，如果那关于爱情……原来就是这么容易，也容许这么容易，单纯得像一种牙痛，拔掉它，也许就痊愈了。”拔牙是一个小小的手术，只要拔得干净利落，并无后遗症；开始也许会有空洞的失落，但无伤大雅。
都市社会提供的性知识和营养条件使台湾女人的性早熟，都市的压力和风习让台湾女人日渐认同晚婚。早熟与婚龄的推迟，使更多未婚女子成为“情人”的后备军，而不婚或离婚的独居女子的增加更加壮大了“情人”的阵容。后备军的人数的扩容只是造就了情人队伍壮大的潜在可能性，蔚为风潮当然还需要配合观念上的改变，也就是说，要冲破“情人”的禁忌，必须有对“婚外恋”“婚外性”的宽容和肯定，甚至对女人追求“婚外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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