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词散论》是我国著名文史学家缪钺教授六十年前的一本旧作，原书曾于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共收论文十篇。其见解之精微，文辞之优美，自出版后即获得读者普遍之欣赏与推重。其后，台湾开明书店曾于1953年加以重印。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之英文刊物《译丛》（Renditions）曾印有介绍中国词及词学的专号一辑，其中即收有《诗词散论》中之《论词》一文，由英国之汉学家闵德福（John Minford）加以翻译介绍，获得海外学人的重视。而国内，《诗词散论》则在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予以重印，又加入作者当年的一篇旧作——《（诗）三百篇纂辑考》。《诗词散论》一书，字数虽不过六万字左右，然其所包容之方面甚广，尤为可贵者，所论均为积学深思之所得，是诗词论评中一本值得重视之作。 本书初版原收论文十篇，1982年重印后增为十一篇。其中论诗之文章四篇，按时代内容言之，依次为《（诗）三百篇纂辑考》、《六朝五言诗之流变》、《论李义山诗》及《论宋诗》四文。《（诗）三百篇纂辑考》一篇，纯属考据性之论文，与书中其他偏重评赏之篇稍有不同，故初印时未尝收录，此次重印始编入集中。此文印证旧籍，考寻《诗》三百篇当年纂辑之情况，征引翔实，考论精简，为考证文中难得之著作。其《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一文，以简驭繁，掌握重点，以为此一时期五言诗之演变，可以举三位诗人为代表作者：谢灵运融合玄释，模写山水：鲍照仿吴歌，发唱惊挺；谢朓用声韵，圆美流转均能除旧拓新，开创风气，所论极为精要。其《论李义山诗》一文，结合李义山之性情为人与当日之历史背景加以分析，有烛微探隐之发挥。春《论宋诗》一文，论及唐诗与宋诗差别特异之点，分为用事、对偶、句法、用韵及声调数项，加以析论，对宋诗之优点及流弊，论述精辟。 |
| 《诗词散论》 《诗》三百篇纂辑考 六朝五言六诗之流变 《文选》与《玉台新咏》 论李义山诗 论宋诗 论词 论李易安间 论辛稼轩词 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 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 王静安与叔本华 附录一：名诗欣赏 涉江采芙蓉 游仙诗（其一） 与殷晋安别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倦夜 宿府 与郑介夫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 次韵裴仲谋同年 次元明韵寄子由 登快阁 雨 除夜三首（其一） 伤春 送范仲讷往合肥三首（其二、其三） 荷叶杯 鹧鸪天 临江仙 卜算子 谒金门 虞美人 八六子 青玉案 小重山 永遇乐 永遇乐 传言玉女 摸鱼儿 永遇乐 长亭怨慢 满江红 高阳台 人月圆 摸鱼儿 摸鱼儿 水调歌头 临江仙 木兰花慢 玉楼春 玉漏迟 夏初临 水调歌头 |
| 《诗词散论》 《诗》三百篇纂辑考 《诗》三百篇如何编定，《史记·孔子世家》谒古者诗三千馀篇，孔子删为三百。是说也，唐孔颖达，宋郑樵、朱熹、叶适，清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等，皆疑而辨之。以为《论语》记孔子之言，一则日“《诗》三百”，再则日“诵《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定本，不应指其自删者而言；孔子只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举，至多不过刊定整理。诸家论证详明，无烦重述。孔子删诗之说既未可尽信，然则《诗》三百篇之定本如何纂辑而成，（“诗三百”，乃指成数而言，其确数不可知。汉儒传《诗》三百五篇，孔子所谓“《诗》三百”，是否即此数，亦不可考。）自为一尚待探讨之问题。 《诗》三百篇经秦火之厄，因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少残阙。惟西汉传《诗》者先有齐、鲁、韩三家，《毛诗》晚出，其后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而《毛诗》独传。三家《诗》篇名章句今犹有可考者，取与《毛诗》对勘，颇有差异。故严格论之，吾人既不能定此四家之本，孰为得孔氏真传，更不能执今《毛诗》以为即孔子所读之本。《论语》记孔子引《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于罕》）今《毛诗》中无之。子夏引《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八佾》）今《毛诗》无末一句。此皆孔门之《诗》三百不同于今存《毛诗》之证。惟自另一方面论之，《左传》引诗二百十七条，其间作者自引及述孔子之言者四十有八，而逸诗不过二条；列国公卿引诗百有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三条。（此魏源所统计，见《诗古微》-《夫子正乐论》中。）此外《孟子》、《荀子》及《礼记》诸篇，所引逸诗亦鲜。故可谓今存之《毛诗》，与孔子所见之本，虽稍有差异，而大体相同，则据今《毛诗》三百篇以研究古三百篇如何纂辑，或不致大误也。（朱彝尊《经义考》论诗所以逸之故，一则秦火之后，竹帛无存，而口诵者偶遗忘也；一则作者章句长短不齐，而后之为章句之学者，必比而齐之，于句之从出者去之故也。） 孔子之时，已有《诗》三百篇，则《诗》三百篇之纂为定本，必前于孔子。然则当在何时乎？按《陈风·株林》咏陈灵公事，为三百篇中最晚之诗。陈灵公被弑在鲁宣公十年（前599年），下至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时，（前552年。按此据《公羊》、《谷梁》本《春秋》经。《史记》载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则当为公元前551年。）凡四十七年，再下推至孔子十五志学之时，约六十年。孔子十五志学之时，或已得读《诗》三百篇，则《诗》三百篇之纂定，必在此六十年之内，即最早不得前于鲁宣公十年，最迟不得晚于襄公末年也（襄公在位三十一年）。《左传》记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在鲁观乐，鲁为之歌《周南》、《召南》及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诸国风，与今本《毛诗》次第微异，而国名全同，或其时《诗》三百篇已有定本乎？（《邶风·燕燕》，三家诗说谓卫定姜送其妇或娣之作，约当卫献公初立之时。（《列女传》、《坊记》郑注、王氏《诗考》。）按卫献公元年为鲁成公十五年，则《燕燕》诗当作于鲁成公之时，又在《株林》之后矣。惟《燕燕》诗就本文观之，仅可知其为送别之诗，无从断其作者为庄姜，或定姜，或其他卫君、卫夫人。三家说亦无确证，故不取，而仍以《株林》为《诗》三百篇中最晚之作。） 《诗》三百篇之纂为定本，虽在鲁宣公之后，然宣公以前，王朝亦必时时颁诗于诸国，诸国士大夫皆讽诵之，或宴享咏歌，或语言称引，惟所诵者无三百篇之多耳。何以知之？日：《诗》、《书》、礼、乐，为古代教育之具，而《诗》之用尤广，故两周士大夫无不渐渍于诗教。西周时，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已引《周颂·时迈》，芮良夫谏厉王，亦引《周颂·思文》及《大雅·文王》（《周语》上），可见在西周时，《雅》、《颂》已为人所传诵。当春秋前叶，隐、桓、庄、闵、僖五公之时，三百篇中诸诗，有尚未作者；（如秦人赋《黄鸟》，《左传》记于文公六年，陈风《株林》作于鲁宣公时，皆在僖公之后。）有虽作而未必即经王朝纂录颁布者；（如许穆夫人赋《载驰》，郑人赋《清人》，《左传》均记于闵公二年，及经王朝纂录颁布，至早亦应在僖公末年。《鲁颂》乃颂僖公之作，亦未必当时即蒙王朝纂录颁布。《毛序》谓《羽》乃史克所作，则又在僖公之后矣。）而《左传》所记此五公时，列国君卿大夫言语引诗、宴享赋诗者，凡十五条，（《左传》闵公二年记许穆夫人赋《载驰》及郑人赋《清人》，乃记作诗之事，至于“君子日”以下所引诗，乃《左传》作者之词，均不在此列。）《国语》中记东周人士赋诗引诗在鲁僖公以前者，凡十四条。合两书所记，赋诗之人有楚成王、秦穆公、晋文公、周富辰、郑太子忽、叔詹、陈公子完、齐管仲、晋士蔫、韩简、臼季（即胥臣）、秦公孙枝、宋子鱼、公孙固、鲁臧文仲、齐姜氏等，可见此时各国君卿大夫皆已诵诗。此可为王朝时时颁诗于诸国之证。隐、桓、庄、闵、僖五公时，各国君卿大夫引诗赋诗，就《左传》所记之十五条考之，引《国风》者仅僖公三十年晋臼季引邶诗“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一条，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引诗“翘翘车乘”云云，乃逸诗，不知其应属《雅》，或属《风》，此外皆为《雅》、《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赋（河水》，杜注《河水》，逸诗。而据《国语》韦昭注，《河水》当作《沔水》，亦《小雅》也。）就《国语》所记之十四条考之，引《国风》者，仅齐姜氏引郑诗“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及楚成王引曹诗“彼己之子，不遂其媾”两条（《晋语》），其馀亦皆《雅》、《颂》。由此可见，在春秋前叶，《国风》中诸诗或尚未作，或虽作而尚未经王朝纂录颁布，故传诵于士大夫之口者尚少也。（文、宣、成、襄、昭诸公之世，士大夫引诗赋诗，虽仍以大小《雅》为多，然邶鄘卫、郑、唐诸国风诗，均见征引赋咏，与僖公以前情形不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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