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被列为奸恶的不乏其人，而像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罗君强、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李士群等汉奸巨憝，居然在外敌入侵、民族面临危亡的严重关头，公开认敌作父，砚颜事敌，却也鲜见。在这十个大汉奸及其同伙中，有封建余孽、保皇余党，也有失意政客、无行文人、下台军阀，以及党棍、特务、流氓等，他们聚集在一起，称得上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旧中国政治万花筒。因此，为他们作传，对于帮助人们透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黑暗内幕，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汉奸卖国贼，妄图把中国推向殖民地深渊的罪恶阴谋是有益的。 |
| 翻开中国近现代历史，自20世纪初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名字：汪精卫。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大舞台上，汪精卫曾活跃于激烈的反清革命斗争，为人们所熟知，其因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而被捕入狱所写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怀诗句，更是脍炙人口，为世人所传诵。但在30年之后，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汪精卫这个当年的革命志士却厚颜事敌，成为“国人皆日可杀”的大汉奸，遭到历史无情的鞭挞。汪精卫是怎样从光荣的起点，最终堕落为民族的罪人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将引起人们的思考。 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地处南国的广东三水，已是热气逼人。这天时近中午，从古色古香的县衙门里，传出了阵阵婴儿坠地的呱呱声。原来，住在里面的一个年已六旬的汪姓刑名师爷，又喜添了一个男孩，此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精卫是他的号。汪的祖籍本是安徽婺源(今属江西)，元朝末年迁至浙江山阴(今绍兴)，经历了明清两代。绍兴位于浙江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西部、会稽山北麓，南宋以降是中国东南一带文风最为炽盛地区之一。这里人家以诗书教子，希冀其能通过科举为进身之阶，步入仕途。然而科场路窄，僧多粥少，竞争剧烈，于是有的士子为求生计，转而学幕，相习成风，外出游幕者甚众。清代，上自督抚官署，下至州县衙门，都要聘请有才识、能办事的幕僚佐理公务，其中不少来自绍兴，因而有“无绍不成幕”的名谚，“绍兴师爷”也为人们所耳熟能详。汪精卫家自其曾祖父起，大多以诗书传家，游幕为业，小有文名。 曾祖汪炌，字明之，号静川，博学能文，游幕为生，著有《史亿》一卷。祖父汪云为汪蚧长子，字缦卿，号曼亭，三十六岁中举人，十三年后任本省遂昌县训导，兼掌教妙高书院，是个不入品级的县学教官副职，著有《枕工吟草》一卷。父亲汪琡，字玉叔，号省斋，汪云之四子，有诗集遗世。二十二岁时，虽熟读经史，却无意于科场，便携带妻子卢氏，取海道赴广东番禺，从其三叔父汪鼎(字禹九)习幕，治刑名之学，从此寄籍番禺。卢氏育有一子三女，于1871年病殁。同年，汪省斋续娶年仅十九岁的广东女子吴氏为妾，治理家务，生有三子三女。汪精卫为吴氏所生，属庶出，在兄弟中排行第四，连姐妹在内则排行第十。 汪省斋以游幕为生，先后在广东三水、曲江、英德、陆丰等十几个州县衙门里当师爷。当时在州县衙门里当师爷的，薪俸不高，虽有请托、馈赠、受贿等额外收入，毕竟有限，家里子女众多，对外又要保持仕宦人家的体面，日子实在过得比较清苦。汪精卫后来在回忆他母亲操持家事的艰难时说： 母鸡鸣而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幼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 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岁时令节，兆铭逐群儿嬉戏而忘倦 时，见母蹀躞仰屋，微叹有声；搜箧得衣物，付佣妇令质钱市果 馔；及亲友至，则亟语笑款洽，似无所忧者。汪省斋直至古稀之年，还得挣钱养家，后因眼生蒙翳，耳犯重听，才不得不歇业回广州家居。 汪省斋为保持书香门第的传统，对诸儿读书学习极为重视。汪精卫五岁时就令其人家塾读书，八岁时随父母寄居陆丰县署，每天早晨都要“习字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下午放学回家，父必亲自课督，令其读书习诗，如朗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或陶渊明、陆放翁的诗。从叔汪琛也游幕于广东，家有藏书数万卷，是个饱学之士，著述甚丰，汪精卫小时涉猎经史子集，大多得之其家藏书。汪精卫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 汪精卫是父母最小的儿子，长得眉清目秀，聪明好学，善承人意，很得父母钟爱。但是好景不长，在他十三岁时，母亲吴氏因染时疫去世，第二年七十四岁的父亲又患霍乱病逝于广州豪贤街寓所。从此，他失去了父母的抚爱和家庭的温暖，这对他精神上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父母死后，汪精卫年小尚不能自立，不得不随比他大二十二岁的同父异母长兄汪兆镛客居粤北乐昌，“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 汪兆镛，字伯序，号憬吾。光绪十五年二十八岁时应恩科乡试中举，其后两次赴京会试名落孙山，遂无意于仕途，承父业以游幕为生。汪兆镛对年幼弟妹颇尽长兄之责，但管教极严，不稍假辞色，使得汪精卫大有动辄得咎之感。 父母的钟爱与长兄的严厉，形成鲜明的对比，汪精卫心理上难免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尽管汪精卫对长兄心怀感激，貌极恭顺，如对严父，实际上内心却不免忌恨，但又无可奈何。幼年时期的生活处境，对于后来汪精卫的为人外似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复多变的矛盾性格之形成，不无关系。 在乐昌期间，汪精卫为补贴家用，当过“子日先生”，即私塾小先生；同时，他又跟亲戚章梅轩读书，“致力于文史经世之学”，并习“应制文字”。 科举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向上爬的阶梯，出身于书香人家的汪精卫开始也想走这条路。1901年12月，汪精卫随长兄由乐昌返广州。次年初春，应番禺县试，得第三名。3月，汪精卫身穿长衫，挂卷袋，携试篮，脑后拖了一条小辫子，参加广州府试，取为“案首”——第一名，博得了知府龚仙舟、学使朱祖谋的赏识。广州文风甚盛，考生众多，汪精卫能得府试“案首”确实不容易，他自己也颇以文名自负。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慕汪精卫之名，聘他为家庭教师，“课诸公予读”。此时，汪精卫的同母所生的三哥汪兆钧和二哥兆铉先后病殁．留下两寡嫂一孤侄，就靠他每月教书的薪水，兼去各书院应试得些膏火银以度日。亲朋以汪精卫仕途有望，鼓励他继续应考，但他受到时代风潮激荡的影响，决心走另一条路。 汪精卫青年时代，中国正处于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伴随着救亡图存的紧迫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州是岭南重镇，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是南中国的大门，经济文化发达。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汪精卫得风气之先，“直接接触了时代潮流的机遇”，逐渐产生了“国势日危”的忧虑，于是他与吉应芬、朱执信、胡毅生、李文范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借广州豪贤街西庵书院，组织了一个“群益学社”，“讲究实学，互相策励”。一个要求改革的社会新思潮，击撞着他的心田，激起了他奋发上进的浪花。P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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