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垂髫少年到黄发老者，爱新觉罗·玄烨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刚刚定鼎中原不久的大清帝国。他用血与泪铸就了一个鼎盛时代，用权与谋让后人永远记住了一个震古铄今的帝号——康熙！ 本书用传记的方式，对康熙的一生进行了描述和总结，用丰富的实例刻画了一个生动的帝王形象。 |
| 第一策 大器可成 出身帝王之家，自幼备受皇太后宠爱，他成了一个幸运儿。耳濡目染，童年便有大志向，康熙的成长经历非常人所能比，他最终成了真龙天子，那么他亲政前后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其亲政之初的谋略表现在哪里？ 一、圣母训教与自我养成 二、志量恢宏效法父皇 三、不动声色除巨慝 四、处事持重息争端 第二策 不拘旧制 君临天下，守成治国之道并无定法。法制、教化都是治国之本。康熙不是开国皇帝，但他上台后，天下仍不太平，满汉民族矛盾尖锐．先祖留下的安邦治国体制已经过时。面对时势，谋求高招，锐意改革，打破旧制，其治国之术无不体现出超人的智慧…… 一、满汉一体而天下归心 二、与辅臣巧妙周旋 三、关心农事重创新 四、大举恤商之措 五、以教化为先导 六、依俗而治的民族政策 七、远见卓识办教育 八、修德安民以固边 九、崇达赖稳定西藏 第三策 仁者无敌 康熙主张以王道治天下。他认为，王道之实，乃是以天下为己任之豪气，视百姓如赤子之仁德。为人君者当施宽仁利民之政，而一味宽仁则易成放纵。因此，宽严应有度。他励精图治，以民心为本，大力提倡勤政务实的为官作风．其施政之道，为 世人所称道…… 一、御门听政的理政之法 二、躬行节俭积德义 三、最是痛恨浮夸风 四、帝王亲问农桑事 五、不拒民众告御状 六、宽仁恤民的策略 七、施政重宽仁 第四策 用贤任能 历代帝王治国安邦，以人才为本，只有用人方针对头，方可大展宏图。康熙深知人才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故能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他用人不分南北，满汉之入并用，唯贤是举。其用人的原则是：求之以诚，待之以礼，任之以信，约之以严，对人才不求全责备．但求人尽其能，才习其用，扬其长而避其短…… 一、用人以德为本 二、选武将在智勇 三、权衡利弊轻太监 四、敢将军权赋忠勇 五、不肖太子犹可废 六、不拘一格聚贤才 七、委重任用专长 八、用人得法治河道 第五策 恩威并举 从古至今，君臣关系极难处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宽厚仁爱，以礼待臣，循名责实，赏罚有当，宽严相济，思威并举，这正是康熙皇帝驾驭群臣的手段，这些手段看似平常，却蕴藏着奥妙…… 一、威严以震慑 二、诚敬有加待侍读 三、除议政之弊保大权独揽 四、御门听政和票拟制度 五、皇权不容挑衅 六、除祸患于未然 七、苦心孤诣治朋党 八、莫测密折慑大臣 九、君臣一体显盛德 十、大权不许诸王公 第六策 经世济民 得民心则昌，失民心则亡。一国之君抚民有道，方能天下太平。康熙认为，古今兴衰之际、国家之兴亡，并非定于天命．而是系于人事，民心印为天意．若要社稷久远、江山永固，只有经世济民，才是上策。康熙一生为民着想，情真意切，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实事…… 一、以民为念 二、富民强国垦荒策 三、调整税制利贫民 四、五台驾到民得惠 五、治淮芡以造功 六、赈灾防灾乃治国要务 七、重农爱民不懈怠 第七策 严肃官场 自古以来，有民就有官，有官就会滋生腐败。官吏腐败，危及国家稳定。康熙倡导清廉、为民请命的为之道。他惩处贪官绝不手软，深受百姓尊敬。他树立正气，率先垂范．在当时为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列数官场八弊端 二、正本清源树新风 三、政在得人不在官多 四、风闻言事又何妨 五、雷厉风行惩贪官 六、难容阳奉阴违者 七、杀一以儆百 第八策 相机制宜 偃武习文、四夷自服，这是以文治天下之道。康熙执政期间，虽说已无大的战事，但边界之争，少数民族叛乱时有发生。御驾亲征，剿抚并用，寸土必争，稳扎稳打，出奇制胜，无不体现出康熙高超的军事谋略 一、组建抗俄根据地 二、虚己以视机宜 三、十七军规整军纪 四、相机制宜终得胜 五、决胜千里之豪气 六、调兵遣将以相机 七、战前周密备战 八、攻心为上 九、宜将剩勇追穷寇 十、君之过不诿人 十一、安不忘危练八旗 十二、极妙兵法乃王道 第九策 勤学慎思 一、拒虚名而图实务 二、笃行孝道 三、“重道轻艺”不可继 四、读书穷理求治道 五、谦虚戒骄的修养 六、节欲以修德 七、德才兼备的教子方略 八、不信仙道信科学 九、以德行恤群臣 十、修文编典重文治 十一、固皇权两废太子 |
| 康熙八年，清除鳌拜后不久，在平反昭雪的过程中，几名在北京很受康熙重视的外国传教士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上奏章要求清廷处死前任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因为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害人”，“诡随狐假，罔上陷良”，并请为受迫害的汤若望、李祖白等人平反。议政王大臣会议已经打算批准他们的要求，康熙却没完全同意，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到了一桩持续了二十多年有关新旧历法的争议。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很重视历法问题，到了清代初期，统治者遇到了新问题。明末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到北京修成新历法，得到科学家徐光启的大力支持，但朝廷刚要废止误差很大的传统大统历改用新历，明王朝就灭亡了。顺治初，经过验证，汤若望的新历准确无误，被顺治皇帝采纳，汤若望也受到重用，任钦天监监正，授太常寺卿，“率属精修历法，整顿监规 ”。 顺治十一年，因汤若望修历有功，皇帝赐他“通玄教师”称号，升任通政使，官至正一品，并下诏高度评价说：“国家肇造鸿业，以按时正历为急务。元郭守敬号为精密，然经纬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遂以积差。尔汤若望来自西洋，精于象纬，闳通历法。徐光启特席于朝，一时专家治历实不及尔。但以远人，多忌成功，终不见用。尔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今特赐尔嘉名，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非偶然也。” 可以看出，清初满族统治者目光长远，能够不带民族和政治偏见，在科学问题上择善而从，很是难能可贵。 汤若望主持钦天监，撤销旧设回回科，触动了旧派人物的利益，失掉职位的官员要挽回地位权力，开始攻击新历。顺治十四年四月，吴明炫上书指控新历有误及另外所谓舛错之事，朝廷立即派人到观象台验证，所得事实与吴明炫所述不符，诬告者差点掉了脑袋。 江南徽州有一个叫杨光先的做了一篇《辟邪论》，指责西洋之学是“ 左道之学”，攻击汤若望新历法是“暗窃正朔，惑众谋反”，可是顺治帝不信这些，没有理会。在顺治朝，旧派人物的努力最终失败，新历法得到承认。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新旧历法的争论日益复杂激烈，后来出现了新的局面。 康熙三年七月，杨光先再上《请诛邪教流》，文中全面否定引进西方科学，说当年徐光启就是“贪其奇巧器物，不以海律禁逐，反荐之于朝，假以修历之名，阴行邪教”，并说是“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伺朝廷机密 ”。把《时宪历》一书封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也说成是“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是向全世界宣布清朝屈服于西方，“邀结天下人心，叛形已成”，要求朝廷处死汤若望一班人。礼部开始并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只要将不太妥当的“依西洋新法”五个字改动 ，一下，变成“奏准”就可以。谁知这时正是鳌拜擅权的时候，他成了杨光先强有力的支持者，决定给汤若望定罪。正在案件审理期间，杨光先又叩阁呈递所写《摘谬论》、《选择议》，指责新历法有所谓十大错误，特别提出在选择荣亲王葬期问题上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下五行是犯了大忌。 康熙四年四月，保守的鳌拜等人操纵不通历法的议政王会审，做出最后决议：把汤若望和参与新历的钦天监一批官员杜如预、李祖白等凌迟处死。孝庄皇太后出面保护，汤若望才免于一死。晚来中国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等人也曾牵连入狱。五年后，汤若望病逝，从此废除新历，恢复大统历，这时的康熙年幼力单，眼看着守旧派把学术争论变成政治争战，镇压了主张科学的历法改革者。 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的杨光先虽然“持旧说绳汤若望”，不遗余力攻击新历，但他并不懂天文历法，“顾学术自审不逮远甚”，他自己也明白自己干不了这一行，便找借口多次想辞去职务，但未被批准，反而被提为监正，他只好推荐吴明炫的弟弟吴明煊作监副，助他一臂之力。吴明煊是他的好朋友，可也帮不了多少忙，所用大统历差错频频出现。 尽管如此，杨光先在《不得已》一书中还说“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这样的话。 康熙亲政后，看到杨光先不能胜任工作，就把懂科学、通历法的南怀仁派到钦天监。当时正准备铲除鳌拜集团的康熙也在思考解决新旧历法争端的途径。他虽然还不能在学术上分清是非，但康熙明白一点，即应该消除各种偏见，以实验的结果检验两方的看法，才能有正确结果。 七年十一月，康熙让新旧两派“勿怀夙仇，各执已是，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竞争”，宣布经过验证，“孰者为是，即当尊行，非者更改 ”，目的在于“务须实心，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当天就派官到午门测量日影。十二月，南怀仁与吴明煊及十二学士图海、李蔚等两派人员到观象台测验。结果实际情况与南怀仁所指逐款相符，与吴明煊所称则“逐款不合”。 议政王会议一致建议“应将康熙九年一应历日交与南怀仁推算”。 可是康熙表现出十分慎重的态度，他没有急于给出结论，为了彻底解决矛盾，他要弄清持续多年大起大落的历法争端的是非所在。康熙又到钦天监进行了深入调查，征询了另一监正马佑和其他官员的意见，弄明白南怀仁的九十六刻历比传统历法更符合实际，应予推行，而古来的气候之法，对推算历法已没有用处，予以废止。南怀仁建议康熙：“杨光先作为监正历日差错，不能修理，吴明煊妄以九十六推算乃西洋之法，必不可用，应革职，交刑部议罪。” 康熙从多次天文测量的结果，已经认识到新法比旧法优越，对杨光先所谓的理论根据，若用西洋之法会导致“不利子孙”等等荒谬的一套，十分反感，至此也决定把历法争议的局面改变过来。他批准大臣的建议，罢了杨光先的官，但从宽免交刑部，立即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以后“ 节气占候，悉从南怀仁之言”。主张科学的新历一派终于又扬眉吐气了。 南怀仁等在鳌拜倒台后提出严惩杨光先，把他说成是个恶棍，干尽坏事，“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请求皇上处以死刑，很明显这是想借鳌拜事件狠狠整治他一下。康熙对此并不以为然，科学问题上的是非已经澄清，不能再像以前鳌拜那样，掺杂学术以外的因素处理人的问题了。 于是康熙以不超越学术范围为原则，认为杨光先虽反对新历，却够不上鳌拜的党羽，应予以宽大处理，决定念其年老，免予死罪，妻子免予流徙。 对吴明煊也“姑从宽免，仍留原任”。并且指明出路：“实心实意，与南怀仁商议，务求合于正理，以造历日。” 康熙皇帝对纠缠多年的历法争端做出了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处理，既无民族、国籍偏见，又不受政治挑动，最终划清学术与政治的界限，这在封建帝王中是极其罕见的。 后来又出现过这类纠纷，康熙都不轻易处理。二十年十月的时候，钦天监有个叫戈继的博士上疏告监副邵泰衢。康熙表态时，先说他自己原本不相信钦天监做出的选择吉日、风水这类事，认为所据勘察一类的书不是古代圣臣所作，都是后人随意编撰的，并无定说，甚至所预测的也互相矛盾，然而康熙也承认“此等术数亦未可尽废耳”。戈继所告之事，因“俱涉陵寝，关系重大，若行究治，则两造必有极重之罪”，所以不便深究。 况且“其钦天监事宜，非专门者不能通晓”。所以康熙表示“既有此等讦讼之人，此后凡遇选择，必然加意详慎”，他也看出戈继的不善之意，决定将此本发还，免其议处。 虽然这次所涉迷信，并非天文历法业务，但康熙本着一贯原则，不用政治法律手段解决钦天监内部事务，避免一些人的无辜受害，这是明智可取的。 康熙从历法争议中深刻体会到了科学的重要性，后来他说：为了历法 “互为讦告，至于死者，不知其几”，而分辨是非时又“举朝无有知历者 ”。他由“目睹其事，心中痛恨”而产生了热心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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