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城里人眼里，他们有时是一股不那么好闻的气味，有时是一张憔悴的 脏脸，有时是公交车角落里的包袱，有时是一声控制不住的咳嗽。城市人从 他们手里买到一天的莱蔬，买到自己喜欢的报纸杂志，买到清洁和平安。他 们无处不在，在城市人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又隐匿难寻，当城市需要脸面 的时候。 |
| 1978年夏天，当我拉着木料走在古城咸阳的大街上，所感到的惶恐、无助、自卑等等负性情绪，在我读这部书稿时一一重现在眼前。 一个农民的儿子，如果还想有前途的话，除了参军、考学之外，剩下的就只有碰运气了。 当我站在城市街头张望时，我的前方仿佛有另一条道路在向我招手。可事实上，城里人看我们的眼光，已经准确无误地否定了那条不存在的道路。在城市里打工，你就像一个异乡人，时浓时淡的乡愁，笼罩着你。但那时，毕竟有根在农村，即使一无所获，仍有活下去的土地。土地，是农民唯一能抓住的东西。也正是它造就了农民坚韧的生存惰性。 当时，我自然瞧不起农民。很为自己的农民身份而自卑。普通话，卫生纸，皮鞋，床，街道等等都是我眼中的城市标记，也是文明的同义词。我甚至很喜欢嗅公共汽车散发的淡蓝色的尾气。在城市和城市人面前，我有清醒的距离感。甚至认为，城市就是城里人的城市，因为人家白净，有风度，而我们呢，浑身是土。即使掸掉了衣服上的尘土，心灵仍旧被厚厚的黄土所覆盖。我当然不可能知道，城乡二元结构是塑造我们命运的根源。 城市对我们而言，就像一根救命稻草，谁都想抓住它。 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北京大工地上的民工兄弟的形象，给出了一幅活生生的当代农民的生存景观。 他们为什么而来?记者的报道告诉我们，他们唯一拥有的东西——土地，已经养活不了一家人。麦子、玉米、水稻、棉花，这些盛开在庄稼地里的植物，犹如农家的装饰，越来越轻飘了。他们的果实仅仅能够果腹。在生、老、病、死面前，农民已经没有任何腾挪的余地。 生存变得异常艰难之时，离开土地便有了悲壮的意义。他们分两种：一种可以称作季节性的候鸟，农忙时回家抢种抢收，农闲时出门打工；一种或许可以叫时间的囚徒，他们一旦出了家门，就不知何时才能回家。前者有根羁绊，后者割断了自己跟土地的脐带——他们一旦离开土地，就成了无根的浮萍，漂浮在城市的角落里。 他们在干什么?在北京的大工地上，他们披星戴月，从事各种最底层的工作：吊车司机、瓦工、钳工、木工、通风工、水暖工、厨师、保安。当然，也有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小工头。 他们在想什么?有一间干净温暖的屋子，吃一顿香喷喷的饭菜，按时领到自己应得的工钱，城市人看他们的眼神里流溢出一丝温柔。他们也渴望在北京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全家人幸福地生活在祖国的首都。 在城里入眼里，他们有时是一股不那么好闻的气味，有时是一张憔悴的脏脸，有时是公交车角落里的包袱，有时是一声控制不住的咳嗽。城市人从他们手里买到一天的菜蔬，买到自己喜欢的报纸杂志，买到清洁和平安。他们无处不在，在城市人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又隐匿难寻，当城市需要脸面的时候。 当一个个恢弘的建筑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之后，他们又要进入另一个地窖。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永远看不到自己建造的宫殿。” 城市这架巨大的绞肉机，把多少血肉之躯塑造成馅状物。被城市消化之后，剩下的只有人的骨架。 在学历、身份、权力之外的血酬，似乎是进入正常社会生活的必要代价。 “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当人道主义者以这样诗性的口吻说起进城的农民时，被说的人群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们在这样煽情的话语之外，他们在生活之外。在目光歧视和政策歧视的双重压迫下，城市似乎还是属于城市人。他们是跟我们一样的入?不，他们还是他们。 孤岛式的生存方式，决定了民工兄弟低头过日子的命运。没有钱，没有娱乐，没有性和情，剩下的只有疲惫。情感上的焦虑，无法借助现代通讯手段来解除。活跃的性的需求，只能被压在床板底下。他们借助乡情取暖，尽管那种感情也已经若有若无。在肉身的超强度劳作之外，他们可怜的娱乐不外乎下面几项：打打电话(为了省钱，甚至两个人合打一次)，发发短信，玩扑克(只带很小很小的彩头，一晚上的输赢仅有几块钱)，遛遛弯(也就是在自己的窝棚周围走走)。当然，也有一些充满人文关怀的老板设置了文化娱乐室，添置了电视、报刊、乒乓球桌等项目。在极度压抑的精神状态下，他们如头顶上的白炽灯一般恍惚不定。 上岁数的民工，因为根在农村，内心尚坦然从容一些。他们知道自己只是出来挣钱，补贴家用，让孩子们有一个不太坏的未来。他们知道城市不属于自己，繁华奢侈的生活格调与自己无缘。他们悄悄走在城市的马路边，生怕惊扰城里人的清梦。 新生代民工完全是另一个族群。他们理直气壮地要在城市里安家扎根。他们及其繁衍的聪明强壮的后代，已经成为城市人不得不正视的新居民。他们似乎要从原住民手里分享空气、阳光和土地，当然还有机会。事实上，城市人体面的生活已经由他们所供给，他们的喜怒哀乐直接影响到城市人的生活质量，甚至命运。 我们看到，农民在进入城市的染缸之后，很快就学会了所有的潜规则。对他们而言，这是生存的本能。遗憾的是，他们大都没有学到迈向公民社会的任何知识，他们的心智还在泥潭里打滚。我们也看到了单个成功的个体，既有靠法律维护自己权益的硬汉，也有组织民工艺术团，自我娱乐自我启蒙的理想主义者，还有通过免费理发手段，调查农民工生存现状的人道主义者。他们以一己之力改造环境，铸造阶级的利益共同体。 在新生代民工群体中，权利意识的大面积普遍觉醒，使利益共同体的形成成为可能。 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新式资本家有时候因为有权力的庇护而有恃无恐。在他们眼里，农民是最廉价的劳动力，压榨盘剥而不需负一丝责任。可以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的血粘连着砖块。因为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注定要扮演受难者的角色，很多时候他们就像无辜的羔羊任人宰割。 但是，对底层的关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尽管我们觉得这种关注依旧不够，但是，所有的努力都令我们欣喜。 我们应该迅速让他们融入这个和平崛起的国家的正常生活。在一部分城市人追求奢靡生活的同时，我们不应该看到成千上万的农民兄弟躲在自己狭小的东方时空里，脸色阴郁地揣摩着自己的未来。 迈向2008年的北京，正在他们的手里脱颖而出。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他们和我们一样，渴望现代生活，他们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
| 2005年夏天，我希望找一群农民工来写他们自己的故事，于是，不停止地跑了几个工地，从城西到城东，从城南到城北。在他们味道不怎么好闻的工棚里，与像我一样从外地跑到北京混生活的朋友聊他们各自的经历与可能的合作。但是，几天跑下来，几乎找不到一个能完成写作任务的人。他们要不没有时间，要不没有兴趣，要不对写作缺乏信心。甚至，他们对语言表达都觉得累。 一次，和旧友老愚说起这事，他忽然说他自己对农民工话题感兴趣。当时，他在《竞报》任职，手下有几个年轻的记者，可以跑稿子。于是我就多次与他沟通，并和他手下的记者见了面，把理念上的事情、书稿的结构、行文风格进行了交流。 一直从夏天忙到了冬天，书稿才陆续到了我的手里。因为是几个人合作的，统稿的任务就非常艰巨。整个的新年，萦绕在我脑际的，依旧是被年轻记者描述过的这些个民工兄弟。他们回家过年了吗?当看到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他们会有一刻的激动与兴奋吗?我们的书，是否能是他们北京岁月里的一个非常好的纪念? 本书首先解密“工地社会”复杂的劳动生产关系，从整体上剖析了“工地社会”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在交代这些细节的时候，不是理论的分析，而是直接来自农民工的讲述。 。 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工地人生”及其边缘人群的描述。用26个左右的人生故事，把工地上的悲喜展示了出来。人物有血有肉，生动感人。他们共同构成了北京大工地上的风景。 我们把2005年《新京报》刊发的关于民工的新闻整理了一部分出来，更是全方位地呈现了民工的现实困境和北京人所做出的努力。可以弥补我们记者在集中采写时留下的巨大空当。 将北京地域性、新闻纪实性、调查探究性相结合，我们相信每一个读到这本书的读者，都会对北京的民工生出尊重，并进而为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而努力。 一年前也是个春天，我畅想这本书的时候曾这样写道： “《大工地上的民工兄弟》要深情地勾勒出当下在北京各大工地务工的外地农民的生活场景与艰辛人生。他们身在陌生城市面对陌生人群时的尴尬处境，他们背井离乡的无奈与执著，他们为赢得尊严、赢得喝彩、赢得财富而付出的强体力劳动与不得不忍受的相对艰苦的工棚岁月…… “他们和许多人一样畅想过2008年，但是2008年到来的时候，或许是他们看这个美丽城市的最后一眼。因为随着大批建设项目的就绪，他们不得不再次离开。而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也许再也不会回来…… “记录下他们的存在，记录下他们的付出，记录下他们的苦与乐，记录下2008年之前北京这个大工地上的最累最无语的人们，这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责任。” 当你读到了这本书，是否觉得这样的愿望实现了呢? 2006年4月2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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